这好像比较全面了,更符合理性逻辑、更有哲理的色彩了: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忧和乐,而是个人的忧和乐只能在天下人的忧和乐之后,这就构成了高度纯粹化的人生哲理。个人的忧和乐本来没有合法性,但在一定条件先天下”和“后天下”—就有了合法性。恰恰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构成基本的哲学命题。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就是在天下人感到快乐以后,才有权感到快乐。从悲哀和欢乐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这一转化来说,正反两面都兼顾到了—不是绝对的,不是片面的,是具备了哲理的全面性的。但是,这种全面性只是体现在形式上,从内容来说,它仍然是很绝对、很感情用事的: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天下人都感到快乐了?有谁能确定这一点呢?缺乏这样的确定性,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快乐。至于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愁,就应该提前感到忧愁,倒是永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先天下之忧,是永恒的忧;后天下之乐,是绝对的不乐。这不像是哲理的全面性,而是抒情特有的绝对化。不过这种情,也就是情志,是和哲理(也就是“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志、道互渗,和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不同,是情理交融。也正因为这样,所谓文以载道中的道,并不纯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渗透着范仲淹对情感理想的追求,是道与志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