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是一个非常坚硬和温暖的壳，一直在保护我。因为我情绪多又有破坏性，我说不清楚的事，摇滚全给说清楚了等于把我的情绪全都倒了出来。听完之后，我就会很清楚。”郭小寒说。

普通观众满足于流媒体,看过即忘不再保存。寻找种子下载文件塞满一个又一个硬盘的都是些执着的人,对未来信心不足的人。那些电影电视游戏的种子藏身于亿万比特流中它们最初的源头来自于何方?也曾经是一片盗版DVD吗?中年人还没退休,他们青春时代的物质世界已经被抹去了。想到这里,“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没有人给你发工资之后,你才会客观地去评估自己的综合能力,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一个能拿出来给客户报价的能力。

大家这几年都在谈论职场里的3岁现象,说中年人在大公司里容易被针对、被歧视。这种现象明面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其实是一个潜规则。无论是在华为还是腾讯,一个普通员工基本到35岁就是极限了。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对年龄的要求更敏感有些行业、企业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不变,经验反而是优势,但互联网公司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拼杀出来的。比如做游戏,为什么那么多公司里腾讯做出来了,一定程度上还是拼人力,拼速度,拼反应。而且中国每年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涌入职场,这些大公司的基层岗位,给年轻人适当的培训都可以快速上手。同一个工作,你一个有十年经验的人能干,毕业三五年的也能干即使你只要一样的工资,但对企业来说,你就没有发展潜力,性价比不高。

即使在大厂里,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受巨额资金项目的历练,变得老成持重,也并非所有的位置都有成长空间。能否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依靠的仍是自己的能力和老板的作用。猎头们告诉本刊,薪资、平台、老板是衡量一个工作好坏的铁三角,而老板最为重要。薪资带来愉悦感不会持续多久;平台只提供工作的对象,日常工作不会对它本身有感觉;唯有老板要每天打交道。大厂人多,更像个社会,包罗万象,各种类型的老板都有。

从猎头们的经验来看,,进入互联网大厂有窗口期,虽然大厂作为“航空母舰”,所有资源都向它倾斜,收入也比小厂高得多,但做的大多是机械性的工作,对于有多年职场经验的人,如果是作为高级别人才战略性引入,带领一个大厂的关键业务的话,那相当不错,但再当螺丝钉没有价值。而对于刚毕业的职场新人,只要是一个领域的头部企业,都能帮助他们在起步阶段塑造自我认知。

马慧玲深知,成为通才与工作的关系相辅相成,不仅在于自己的学习能力,也在于一份工作对人的启发和培养。她入职总包商之初,上司见她刚入职就把公司做过的机电项目的标书都捋了遍,找上司问遍所有能问的问题,有主动学习的意愿,就总给她安排超出职责的工作,才让她得以快速地学习;又教她要用商人的眼光看待项目,她才自此把人生看作投资,每一个选择都是用时间这个等价物来投资。

只有在项目里不断与人沟通、不断学习的人,才能在周期来临时转型。

即使进入了一个好平台,在平台拥有的成绩,是自己成就了平台还是平台成就了自己?如果你的岗位没了,你可以做什么?如果你的公司没了,你可以做什么?如果你的行业没了,你可以做什么?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了很多刚上大学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互联网上的一些热门词汇和观点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充满深度和广度。他们有着成熟的“三观和健全的逻辑,这使得他们一旦做出了决定,试图改变他们的观点只会是白费口舌。而这一切也导致了,他们极其容易钻牛角尖。

而在挪威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他们想要叛逆,他们有叛逆的一切自由一如果做任何事都不会受到打压,你还有什么可叛逆的?中国的年轻人会面对很多权威,他们可叛逆的东西很多;但在挪威,你竟然无可叛逆,以至于“终极叛逆”就是反对和逃离这个国家,甚至是暴力的形式。这大概是对“无法成为一个叛逆者”的绝对叛逆吧。

比如说珠峰大本营就紧靠着墓地。所谓“墓地”,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块堆积在那里,但每颗石头或石块上都有一些用冰镐刻上去或者石头划写上去的字迹,上面是遇难者的名字。每一个石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生命。

也许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都没有珠峰攀登者最后一天所受的痛苦多。我所见到的贡布,为国登顶60年后,在珠峰上忍受刺骨寒风的勇气,碰触悬崖边缘的神经,饱受高原反应侵袭的意志,早已在他身上化作平静。

自1953年5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代表人类从南坡成功攀登珠峰以来,全球登顶珠峰人数已逾4800人,而途中不幸丧生者超过300人。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60多年来在这里上演了无数责任、自负、理智欲望、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剧情。有的人从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谢幕,得到鲜花、掌声和荣誉,而有的人至今还留在这个寒冷的舞台上留给人们无尽的悲伤和缅怀。

这些与珠峰最亲密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回顾这60年珠峰与人的关系:当人类的认知不再只是拥有新的高度需要征服的时候,学会敬畏,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成了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