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
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
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
政治。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
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
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
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
口呆地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