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关于巢共战争的报道中,对于进攻苏区的大围剿次数,众说纷纭。有的作者说“围剿”共达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进行的这几次大动员,有些完全是防御性的。红军指挥员口中只有五次大围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军队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O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万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万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万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万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万人(共动员了九十万以上的军队进攻三个主要苏区)一九三二年南京没有发动大围剿,当时蒋介石用五十万左右军队在红区周围设防。但这一年却是红军发动大攻势的一年。显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御活动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因为南京当时是把它作为“剿共”来宣传的。但红军没有这么谈论,蒋介石也没有。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OVER CHIN
红星照耀中国
RED SVER CH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时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
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
军。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这支红军在它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
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前面霍地打开了,拖着门上的链条当当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接起来,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一1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轧,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取盛产鸦片而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整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
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
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
政治。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
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
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
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
口呆地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