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邻里社区之所以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居民信任度低，因此集体效能也不高，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就是在贫民区里肆掠的犯罪、毒品和暴力行为，从亚特兰大、圣安娜到肯辛顿，社会失序就在眼前上演。由于家门外面的世界很凶险，家长不得不采用那些对子女而言并非最优的教育方式。

简言之，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举全村之力，但美国的穷孩子却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衰败的邻里环境内。

基于种种原因，贫穷的邻里社区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但如果追根究底，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在于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也就是社会学家追随桑普森教授所提出的“集体效能”这个概念，社区越是贫困，则邻里之间越缺少合作，而集体效能则取决于邻里间的合作，所以从肯辛顿到圣安娜，再到亚特兰大的贫民窟，这些社区的问题就在于其集体效能太低，用桑普森的话来说，“什么是公民之间的集体效能？它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可非正式启动的社会控制与社群的同气相求。”

上层阶级的孩子见多识广，更懂得如何把握人往高处走的时机。然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却总是满心疑虑，犹豫不决，机会从手边流走也不自知。

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人的社会关系网正在由外向内塌陷，也就是说，社会关联越来越少，越来越内聚，越来越同质，也越来越局限于家庭内的血亲。美国人正在彼此疏离，退回到以家庭为主的亲属关系孤岛中，孤独地生活着，一项最近的研究因此总结道，“虽然这一趋势为所有阶级所共有，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孤岛，但其负面影响仍主要落在下层阶级身上，最终也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

遭遇撞车事故时，安全气囊会自动张开以保护车内人，同理，在埃莉诺和玛德琳碰到危险时，经济、社会和社会资源也如同“安全气囊”一样卫护着俩女孩。无论是在下梅里昂镇，还是在这个小小社区以外，父母所营造的广泛社会网络处处保护着她们，但眼下，年轻的姐妹俩还无法完全领会到社会网络的正能量。正如我们在后文中所见，美国上层阶级的父母通常都拥有广泛的“弱关系”，在定义这个概念时，社会学家指的是在不同的社交圈子里都有非正式熟人，比如精神科专家、教授、企业经理、家庭友人、朋友的朋友。玛尔尼的女儿很显然受益于这样的“弱关系”。相形之下，底层社会的人们缺乏有用的弱关系，在寻求社会帮助时所能依赖的往往只有家庭和邻居。

现如今，无论调查何种类型的课外活动，都能发现相同的剪刀差模式。学生会是唯一重大的例外，在学生会的参与上，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闭合，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富家子弟退出学生会的速度要远远超过穷孩子——这是学生自治实践的衰亡，对于我们美国的民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为什么课外活动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学者们给出了很多种回答：提升自信心，有效地利用了时间、积极的同辈竞争效应，等等。
但是，参与课外活动的最大益处仍是软实力和人格的养成，而这恰恰正是教育改革先贤们当年创设课外活动的良苦初衷。
当孩子们参与课外活动时，所培养的首先是那些非认知性的能力和习惯，比如毅力、团队合作、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最容易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居住的贫富分隔。正如我们在克林顿港、本德镇、亚特兰大市或橘子郡所看到的，有钱的和没钱的美国人现在居住于相互隔离的邻里社区内，壁垒越来越森严。虽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居住地就近上学，但这确实是大多数孩子的选择。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30-40年间基于收入差距的居住分隔，已经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分流到不同的学校。
但反讽的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

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创设，其出发点就是要给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假设学校确实以某种方式牵涉到阶级分化，那么学校到底是阶级分化的成因，还是仅仅为社会分化的场域？

通过这两所学校的鲜明对比，我们可以强烈地意识到，有什么样的社区就有什么样的学校。而在现如今的美国，富人区的学校和穷人区的学校可谓天差地别。但只有检视更系统的、全国范围内的证据，我们才能得到一幅更准确的图景，理解全美境内的中学是如何走向两极对立的。

反讽的是，正是父母混过帮派的经历和身份，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两个女孩免受黑帮的骚扰。“从没有人逼我们加入黑社会，因为我们家就是黑社会出身。

现如今，克莱拉已经是一名儿童公益社工，她充分理解了为什么黑帮文化可以轻松占领她的学校。“我认为这根源于家庭凝聚力的缺失，”她说，“在我们那种社区，很多家庭都是支离破碎的。”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为人父母的规范已经表现出了一项普遍的阶级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作出积极向上的选择；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