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伟大的生命力量,另一种维度被添加了进来。这些事物的本质只有不经任何媒介才能真正体会到,换言之就是,必须身处其中。对于柏林爱乐乐团,是音乐的深度打动你,而里约的活力正是它无法被复制的因素;对于梵高而言,这种本质就是他所表现的对象。因为梵高许多杰出的绘画不单单是画,它们更像是雕塑。

通过严格客观地描绘他们所见,印象派画家力图彰显真实。而梵高则要更进一步,他要展现关于人类境遇的更深刻的真理。因此他选择了一条主观之路,不是仅仅描绘所见,还有他对所见的感受。


在给提奥的信中,梵高提及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质疑他脱离了精准的再现,他这样说道:“告诉赛雷特,如果我画的人物形象准确的话,我会绝望的……告诉他,我渴望制造这种不准确,这种对事实的偏离、重塑、改变,从而使它们变得,怎么说呢——虚假,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可是比字面上的真实还要来得真实。”他就是以这样的做法促成了20世纪意义最
为深远和经久不衰的艺术运动之一——表现主义。

艺术家邓肯·格兰特（1885—1978）和瓦内萨·贝尔（1879—1961）以及瓦内萨的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弗莱十分了不起，并邀请他加入他们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团体，即后来为人们所知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有人说，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著名的1923年的散文《班纳特先生和布朗女士》中写道，“大约是在1910年12月，人性变了”时，她所指的是罗杰·弗莱在1910年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