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从商朝到周朝经历了政治文化的一次大改革，而周武王的成就不只是在政治上起兵革命，推翻了商朝，更主要的，是他革命成功以后所建立的文化制度。只能破坏不能建设这是不可以的。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特别赞赏周朝。

他说周朝之所以了不起，就因为它不只是通过革命推翻了前一个朝代，而且立下了很多可以传世、可以长久、利益比较多而弊害比较少的制度。

那王国维为什么要写《殷周制度考》呢？因为他生在民国的革命时代，他看到很多人只知道革命的破坏，而没有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真正可以绵延百世的有利的法则和制度，他是有鉴于此才写的。

所以做学问也要有做学问的眼光和见解，都是考证，有的考证就没有理想，有的考证则是充满理想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既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生活下去，又要保持你的理想不倒下去，而你还能不受到伤害，这是中国传统中做人的一个最高的理想。

“和而不流，强哉矫”——这是中庸的道德。别人贪赃枉法，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但你也不是用很生硬的手段去硬碰硬，而是用一种比较柔和的态度、比较缓和的手段去应付。这并不是说你向他们投降了，因为你还能够保持与他们不同的这一点精神
的理想，《中庸》上说，这样的人才是最坚强、最正直的人。

在《诗言志辨》中，他（朱自清）讨论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诗歌所说的言志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以为，你抒情，这就是志。可是在中国的诗里边，除了抒情以外，志还包括诗人自己的理想和志意——你是以仕为你的理想和志意，还是以隐为你的理想和志意？或者，是你本来以仕为正面的理想，可因为求仕不得,就回转到反面的以隐为理想了？这在中国诗歌里有种种复杂的表现。有人表面写的是仕，其实他内心有隐的理想；有人表面上写的是隐，其实他的内心有仕的理想。王绩是由仕而隐的。

中国儒家一直认为，读书人应该“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如果你读书读的很好，真是有得，真正对于做人、治国、平天下有一个理想的话，那你就应该出来做官。

中国古人常常说农工商，而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大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可为什么中国旧传统却把他们放在最高的位置呢？因为无论是农、工还是商，他们所专攻的只是一门职业；而读书人一——士就不同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宋朝的范仲淹就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作为一个士，你的理想并不是说自己只是专攻某一门职业，而是要把治理全国的责任负担起来，这是中国儒家最高的理想。所以古人说治国平天下的人应该是“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如果全国有一人被水淹死了，那是因为你治水治得不好，使江河泛滥，发生了水灾，是你使得老百姓淹死的；如果你所治理的地区农业生产搞得不
好，有了问题，使老百姓有人饿死了，那也是你使他们饿死的。因此，人民的一切安危苦乐，他们的生活幸福或者不幸福，都是你这士人的责任。

读书人关心国家大事，这本来是一个好的传统。可是你要知道有些读书人，尽管他们小时候读儒家的书，也有过很多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当他们一旦进到官场以后，就只记得他们做官的权力和地位，只顾了升官发财、贪赃枉法,而把自己的责任忘记了。这是读书人的败坏和堕落，也是儒家传统的堕落。

所以，当另外一些有品节的读书人抱着理想进到官场以后，他们看到了这种败坏与堕落,便由仕而隐了。晋代的陶渊明是如此,王绩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的诗歌传统里边，仕与隐这两种意念的斗争，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因为儒家是要讲究对是非善恶的正名的,就是一切我要把它弄出一个基本的原则来。道家呢?则是讲如何保全自己的,所以会盛行于乱世。

如果你不读书,就不会把旧传统中做人的道理延贯下来,眼光一短浅,还谈什么理想?那就难免被外物所迷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既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生活下去,又要保持你的理想不倒下去,而你还能不受到伤害,这是中国传统中做人的一个最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