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洛阳女儿行》说：“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馀。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我们都觉得他写得很美，声调也很好听，不是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王维的《洛阳女儿行》里边，隐含着一种贵贱、得失的计较。这说明作者的心中就存有这样的意念。

而李白这首诗《长干行》完全是朴素、纯真的。同样写女孩子的感情，但表现出来的品质不同。这和作者内心品质的不同有直接关系。

所以说，三首相同内容的诗，虞炎那一首是失败的。

谢在传达感情上是成功了，但他所传达的只是题内之意，他写女子的怨情就是女子的怨情，并不给读者以更高远的联想。

李白的《玉阶怨》不但传达了题内之意，而且可以引起读者的题外之想。也就是说，他创造出一种思想感情的境界，能够使读者的内心也为之生发、感动。这就是
李太白的诗之所以好的缘故。

杜甫称赞李白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的诗有种天才的想象和飞扬的气势，那果然是神奇。但那只是李白的一面。

李白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也能够把诗写得很纤细，很柔美，他也很能够体会女性的感情。《玉阶怨》，就表现了李白的这一面。

李太白的诗写得最好的，一种是长篇歌行，一种是短小绝句；他的诗写得最坏的，是七言律诗。

这是因为，他本来是个天才，长篇歌行约束较少，可以任凭他奔腾驰骋、飞翔跳跃，随他怎样变化都可以。

短小的绝句则可以出口成章，带着一种天然的情韵。

至于七言律诗，约束就太多了，对他来说就像一只大鸟被关在笼子里，连翅膀都张不开，更不用说飞翔跳跃了。

李白的长篇歌行有许多都很有名。

事实上，李白的《长相思》和《行路难》都具有超越现实的、象喻的含义，因为他所写的，都是一种追求向往的感情。

上次讲孟浩然的时候，我曾引过《诗经·秦风·蒹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说，《诗经》里的《蒹葭》这一首诗最有“风人之旨”。就是说，它最富有诗人的感情。《蒹葭》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追求向往的感情。

总而言之，诗这种东西，虽然不一定非得拿道德品质、忠孝仁爱去衡量，但它那种追求向往的感情，可以引导读者向高处看，可以引导读者超越现实中的那些很浮浅的物欲私利，使你觉得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更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诗所特有的感发作用。

但同样是追求向往，不同诗人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孟浩然和李白都追求为世所用，孟浩然是怎么说的？他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他还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同样是求仕，孟浩然写得就比较落实，而且有一种乞求的口吻。

可是你再看看人家李白是怎么写的？《长相思》说，“美人如花隔云端”——多么美丽，多么高远；《行路难》说，“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多么飞扬,多么潇洒！

下面我要讲的这首诗是《远别离》。这是古乐府的一个诗题，因此我要做一些说明。

以前讲中国诗的发展时讲过乐府诗，它起源于汉朝，汉朝官府有专门负责音乐的部门，叫做乐府，乐府把很多歌词都配上音乐来唱，叫做乐府诗。可是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有些音乐已经不存在了，但诗还在，还有很多乐府诗的题目保留下来，这就是乐府旧题。像《远别离》《古别离》《长别离》《生别离》，这些都是写别离的乐府旧题。李白就常常喜欢用古乐府的旧题来写他自己的新诗。

在唐朝的乐府诗中，除了李太白的这一类旧题乐府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诗人写新题乐府。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都是古乐府里没有的题目，而这些诗在内容上大多是反映民间的疾苦，在风格上比较朴素，常常是直接的叙事。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模仿了古乐府的内容和风格，却没有模仿古乐府的题目。李白的乐府诗则是模仿了古乐府的题目，却没有模仿古乐府的内容和风格。

像这首《远别离》，它并不是像古乐府的《远别离》一样单纯写男女之间的别离，而是另有他寓托的深意，它的内容完全是创新。

李太白是一个不羁的天才，他也要打破这个约束。而且李太白是有资格打破这一约束的。因为,他掌握了声律节奏之美的原理和原则，而不只是声律节奏之美的外表形式。他知道哪一句应该长，哪一句应该短。

中唐古文家韩愈给他的朋友李翱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就是说，如果你的文气很强盛，那么，你的句子长一点或是短一点，你的声音高一点或是低一点，你都能控制得恰到好处。李太白就是如此。

杜甫说他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说他的诗是“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他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他也不想遵守什么法则，完全是自由的，但他真是写得好。

刚才我说过，李白对儒家思想有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他否定的是什么？是那种拘守礼法的“俗儒”。他常常在诗中嘲笑儒生的迂腐，甚至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对孔子也不怎么尊敬。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不羁”的天才，所以不愿意遵守那些死板的礼法。

可是儒家思想中有一样东西打动了他，那就是儒家用世的志意。儒家是追求不朽的，一个人怎样才能不朽呢，儒家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最高一级的不朽是立德，像孔子有伟大的品德，可以成为万世的师表，所以是不朽的。

再次一等是建立不朽的功业，像我上次去四川参观的都江堰，是秦朝李冰父子修建的水利工程，直到现在人们还受其益，那也是不朽的。

如果这两样都不行，再次一等还有立言，如果你有好的作品流传后世，那也可以不朽。

总之你为人在世，不能白白度过这一辈子，你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你的贡献，这是儒家所追求的。

李白的求仕，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是出于追求不朽的愿望，这显然受儒家影响；第二，他是一个天才，他不甘心使自己的生命落空；第三，在李白生活的时代，前有李林甫、杨国忠对朝政的败坏，后有安史之乱的战争，可以说是一个亟待拯救的危乱时代。所谓“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刘琨《答卢谌书），他是把拯救时代危乱视为自身使命的。

什么是“仙而人者”？我们说，李白生来就属于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天才，可是他不幸落到人间，人间到处都是约束，到处都是痛苦，到处都是罪恶，就像一张大网，紧紧地把他罩在里边。他当然不甘心生活在网中，所以他的一生，包括他的诗，所表现的就是在人世网罗之中的一种腾跃的挣扎。他拼命地飞腾跳跃，可是却无法突破这个网罗。因此他一生都处在痛苦的挣扎之中。

而苏东坡呢？他本来是一个人，却带有几分“仙气”，因此他能够凭借他的“仙气”来解脱人生的痛苦。这和李白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