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王昌龄的诗以言情胜，高适的诗以用意胜，岑参的诗以写景胜。“胜”，就是以这个见长,以这个为好。

对岑、高两人来说，他们的体式都是七言歌行；而王昌龄的体式则是七言绝句。以他们三个人为代表,形成了唐朝边塞诗中主要的三大类别。

高适的诗气骨是很好的，气骨表现在声调、口吻，也就是他说话的声音、他句子的结构。这些应当属于形式。而刚才我们说的言情、用意、写景，则属于内容。

从表达的形式来说，岑和高两个人的诗其实都是以声调取胜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用的都是七言歌行的体式，这种体式是比较自由的，不像七言绝句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以前讲乐府诗时说过，乐府诗可以有杂言体，句子可以有长短的变化，尤其是歌行，它如跑马驰骋，那步调可以有缓急快慢的多种变化。这是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的不同。

高适和岑参都用七言歌行的体式，但高适的诗以用意取胜，所以他注重内容，写了许多士兵的痛苦与将帅的豪奢。而岑参写了很多送别的诗，他不能够像高适那样有意讽刺这些将帅，只能赞美他们，所以他就只能从声调、口吻和对边塞景物的描写上取胜。边塞的景物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没有到过边塞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物,再加上七言歌行的体式使他可以在声调、口吻上有自由的变化，所以就能够给人一种很新奇的感觉。这就是岑参诗的特色了。

王昌龄的诗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不是专门送给哪一个人，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征夫思妇离别的悲哀痛苦，所以才写了诗，或者反映思妇的悲哀，或者是反映征夫的怀念。

那么高适呢？高适是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当潼关被安禄山占领，唐玄宗从长安逃奔四川时，高适本来在哥舒翰军中，可是他特地赶回来，在逃难的路上向玄宗提出忠告。高适，是一个关怀面很广的人，从政治得失到人民疾苦，到将军与兵士之间的关系，都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所以,他的诗是有深意的。

可是你看岑参呢？岑参都是送别。送一个人远行，一般就要说些歌颂赞美的话，可是如果你全篇都是歌颂赞美，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讲过《诗经》，汉朝学者谈到《诗经》里的比兴时说，比是看到政治上有缺点，你不能直接责备他，所以就用比喻的方法来表现；兴是看到政治上有美好的成绩，可是如果一味地歌功颂德就有阿谀奉承的嫌疑，所以也用一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赞美。

岑参也是如此。

他写诗送别，送的都是什么判官啦，将军啦等等，当然要歌颂赞美一番。可通篇都是这个，那就太无聊了。所以岑参主要的好处不在写情，也不在用意，他的好处在于那些用来做陪衬的景物。

岑参是果然真的到过边塞的，他曾跟随那些将帅在轮台一带地方生活了很久。因此，他对边塞的景物有很深切的体会和认识。另外值得提的一点，就是岑参这个人的个性。杜甫有一首诗写他和岑参兄弟到渼陂去划船，诗中说:“岑参兄弟皆好奇。”这就是说，岑参兄弟都喜欢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有些不平凡的表现。还有就是，有人批评岑参的诗说是“语奇而格峻”，说他所用的语言是不平凡的，说他的风格像高山一样显得特别矫健而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