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凯特曼就具备了一切扩张的机会。它表现为对陌生奇妙事物的下意识渴望(这种渴望被引向剧院、电影和民间演出这些受到控制的娱乐),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则以种种不同形式逃避现实。作家从古代文本中挖掘新的内容,同时只对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注,并重新编辑出版。他们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在这过程中幻想的自由略多一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对文学史的研究,能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安全借口,使他们可以深入过往,安心与具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对话。翻译往昔的散文和诗歌的人数与日俱增。画家们甘愿为童书画插图,以便为兴趣找到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口激励孩子们“天真”的想象力,选择一些华丽的色彩。戏剧导演通过向观众呈现糟糕的当代作品来补偿他们所谓的过失,同时竭力在剧目中塞进戏剧泰斗维加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某些造型艺术的代表却表现得十分大胆,他们在宣扬日常生活美学需要的同时,几乎暴露出自己的凯特曼,于是他们建立了一此专门机构,以便设计布料、家具、玻璃器皿和工业陶瓷的样品。他们甚至能获得党的上层中最聪明的辩证学家的支持,还能得到一些资金从事类似的各项活动。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这些人的努力(让我们想想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除瑞典和芬兰之外在室内装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绘画和建筑艺术方面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居然能长时间在实用艺术领域被人们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