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面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克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