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等人稍许变化的西洋观不能说被那个时代官绅阶层的大多数认同。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第一反应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痛感英国女王在条约中居然与清朝大皇帝名号并列,难以向后人交代。当时以留意“夷事”著称的夏燮更写下“通商约内,先将挈眷一层叙入”将导致“城乡眷属,与女夷亦通往来,是则祭野起辛有之叹,徒戎贻江统之忧。夷人出幽谷而迁乔木,华民服左衽而言侏离,毋亦地气之循环,感应于人事者耶?”对夷夏大防演化成夷夏混同,感愤更为深沉激越!外国妇女进入口岸,不能说是很复杂的事,却被提升到传统中断、道德失落乃至人民叛离、用夷变夏的层面,后果可谓至大至深了!

这些商人是鸦片战争前影响中西关系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中西之间一系列交涉事件,都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中英之间从对抗走向战争的主要背景,就是英商在努力获取利益的过程中与中国官府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18世纪末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访华开始,英国政府就为其商业利益与中国政府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对中英关系施加持续性影响,直到矛盾最激化时,它才作为主角登场。因此,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主要线索,是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商人与中国官府间关系的变化,而非中、英政府间的对抗。

在通商制度上,由于列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交易,就注定了在主客观条件上沿用清朝固有制度的命运,中英南京条约前后的清朝通商制度,在本质上几乎没有重大改变,如在开港地才能通商、透过行商买卖货物或报关等。因此在通商制度上,清朝并未如同朝贡体系论所说的,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划分成旧的朝贡贸易体系和新的条约体系。清朝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贡体系,也不是条约体系,而应该是清朝自己说的互市制度。

若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来看清朝与外国所签订的领事裁判权,会认为此举是斫丧国家主权,但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则或许不能对清朝多所苛求。因为以清朝固有的法律精神来说,对于涉外官司的审理,一直以来都是属人主义式的,例如清朝从尼布楚条约以来,在与俄国所签订的对等条约中,都是彼此承认由各该管官员审理本国犯人,对于涉及两国人民的重大案件,也经常采取会审方式,在边境审判;甚至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条规内容几乎全由清朝主导拟定,可以说充分显示清朝意志的理想条约观及对外观念之体现,在这样的条约中,清朝仍然放进了双方适用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可见即使到了1870年代,只要可以跟对方政府达成协议,清朝理想的涉外官司处理还是属人主义式的。除非找不到管辖涉案外国人的官厅或官员,像中英在南京条约之前没有正式的国交关系,那么英国人在广东犯案,则适用于大清法律。

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缔结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建立了国交关系,自然必须规定彼此官方文书往来的机制,南京条约第二条与十一条规定中国承认英国驻扎五口通商口岸的领事、管事官的官方身份,英国领事管事官得与中国地方官公文往来,并规定各层级官员之间公文往来的机制同属双方大员者彼此使用“照会”( communication);英国下级官员使用上行的“申陈”( statement)公文致书中国大臣;中国大臣使用下行的“札行”( declaration)公文回复英国下级官员;同属较下层级的双方官员,互相之间亦使用平行照会;而商贾阶级不属于官厅之间公文格式的讨论范围,有事上呈官厅仍然使用“察明”( representation)字样。

先前中俄中央之间由萨那特衙门与理藩院彼此行文的模式,并非不对等,但在俄国设立了近代西洋式的外交部门后,自然希望由专管外交的部门直接与清朝文书往来,加上俄国系与美、英、法三国共同行动,争取共同利益四国之间提出相同要求亦属自然,故俄国也提出更改中俄之间固有的中央层级文书往来方式。不过,比起美、英、法三国,与清朝具有悠久往来历史的俄国,果然比较明白清朝的政治体制,北京条约中,俄国要求由俄国外交部门与清朝的军机大臣(而非大学士)进行中央层级的文书往来,美、英、法三国却欲以大学士作为清朝中央交涉的窗口,说明他们并不理解清朝。众所周知,在清朝中叶以后,军机大臣都是参与军国内外大事的枢臣是最贴近权力中心的中央大臣;而大学土虽在中央,但是除非在行政部门任职,并无实权。另外,由于中俄在边务等外政上的往来,仍然必须与理藩院打交道,于是北京条约第13条中,还是规定了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得与中国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往来。

因此朝贡体系论认为清朝将中国的海路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并且对外贸易,利用公行管理、控制外国商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清朝没有透过行商或所谓的“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想法,基本上清朝不直接参与商业,只要能课征该有的税收、交易过程又能依规定进行的话,将商业事务委托商人进行,而官方只监督商业秩序即可。公行只是清朝为了确保税收而要求行商中的富商成立的组织,在税收不足或需要赔偿的时候,公行必须负起责任。公行主要存在于乾隆到南京条约成立期间不是一直存在的机构,也不是所有的行商都属于公行,因此不能把公行当作行商的代名词。南京条约中要求的是废除公行,不是行商。行商是一般商人,且是中外贸易不可缺少的存在,自然是不能废除的。

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为朝贡体系论存在许多缺失,其铺陈的概念、构造之有效性也令人质疑,早已难以作为概括明清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学说但或许由于一直没有出现能够系统性地全面取代朝贡体系的新学说,迄今为止史学界的某些通史书籍和教科书,仍然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归纳为朝贡制度或是朝贡体系,也依然以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作为前近代和近代的分水岭,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外政是“朝贡体系”,此后则进入“条约体系”;在此之前的中国固有通商制度是“朝贡贸易”,此后则是被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所约制的“开港场贸易”(指在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上所进行的中外贸易)。

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面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克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