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西塞罗关于大同世界的概念,或谓“数目颇众的人们基于对法律和权利的共同认识以及渴望参与彼此得益的交往,而聚合在一起”。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方面。但是它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不同的态度是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而共同体所能容纳的也不会是任何方式的“聚合”,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聚合。总之,聚合必须制度化。因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赋予共同目的以新的含义,并在各具特定利益的人和集团之间架起新的桥梁。

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呢?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造成的。德·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认为:“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
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扫盲“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社会和经济变革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这些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1.毁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失去社
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革命的发生”
2.产生暴发户,他们难以完全适应并同化于现存秩序,他们要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3.增加地区性流动,这种流动又破坏社会结构,特别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疏离和政治极端主义;
4.使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从而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
5.增加某些人的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从而增加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
6.为了提高投资而需要对消费实行总体的限制,从而造成公众的不满;
7.增加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这又使他们的希求提高到无法满足的地步;
8.在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
9.提高集团组织的能力,从而提高集团对政府提出要求的分量,而这些要求又是政府难以满足的。

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样一此精英分子的挑战,这些人代表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门路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的村落或部落领袖们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
职能。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就加剧了。班菲尔德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非道德家族结构,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而是落后社会的典型;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机构已经解体。因此,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

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用勒纳的话说,持现代观念的人,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换性人格”这些变化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忠诚及认同扩展成为对更大和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随着这种忠诚范围的扩大,人们就会愈益依靠具有普遍性而非个别性的价值观,衡量个人的标准是其成就,而非其地位。

在它最具体的层面上,自主性涉及以社会各势力为一方和以政治组织为另一方的关系。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一家庭、宗族、阶级一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如果国家果真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制度。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同样,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具有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此外,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也是各社会势力相互竟争的结果,这和司法机关是一样的。例如,一个仅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无论它代表的是劳工,还是商界或是农民一它的自主性都不如体现社会各集团利益并将它们集为一体的那个政党强。后一种类型的政党明显不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势力而存在的。这对立法、行政和官僚体制来说,道理都是一样的。

麦迪逊(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号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美国对政治发展态度冷漠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在自已的历史经验中从来就不必去创造什么政治秩序。德·托克维尔说,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美利坚合众国一诞生便引进了17世纪英国的政府形式政体和施政方法。所以,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这些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