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1905年曾说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道:“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7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实现这一理想的障碍多得不可胜数。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在心理上或政治上,城市的政党领袖常常无法到农村去寻求支持。如果他们真打算脚踏实地这样去干的话那就可能不得不彻底地修正或抑制自己的现代价值标准和目标,而采取能吸引农村的较为保守的姿态。随着传统集团的政治意识的增长,政党领袖们就不得不在现代性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合。对一个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及其领导人的适应性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看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了贏得农村的支持而做出必要的让步。经得起这种试验的就证明是强有力的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在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成功的政党诞生在城市而成熟在农村。

政党发展的过程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就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制度
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样一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政党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扩
展期和制度化。

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了。因为对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是他的不热心的卫者,这种不热心部分地出于对那些敌手的畏惧,因为法律对他们有利,部分地是由于人类怀疑的天性:人们在获得确实的经验之前是不会相信任何新东西的。由此所致,当每有机会攻击改革者的时候,他的敌手就会从党派偏见出发,群起而攻之,而其他人却只会半心半意地来捍卫他。因此,处在这两种人之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

经济对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并不太重要,经济灾难只是为扩大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所付出的小小代价。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强度更为重要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

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 Brinton)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 Naguib)周围,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 Nasser)所
取代。

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制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演变而来的。此种政治体制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制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制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秩序演变到激进的普力夺秩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制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的紊乱。

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塞姆( Kassim)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致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权力组合状况有助于现代化社会的政策创制呢?一般证据表明,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的权力,有助于政策创制。例如,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C. Wilson)在综合考察了各类组织在政策创制方面的文献后得出结论说,创新提案的出现率与一个组织的多样性成正比,而创新提案的采用率则与该组织的多样性成反比。1他所说的组织的多样性是指组织的职能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奖掖制度的复杂性。就大规模的组织政治体制而言,“多样性”大致等于权力的分散性。这样威尔逊的命题就可以修正并引申为,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提出的政策建议较多,但采用的较少,而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则提出的建议较少,但采用的较多。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创制大致符合这一模式。然而,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双重命题本身并没有说明何种程度的多样性或何种权力分布状况会产生最高的创制率,而仅仅表明在两极—权力高度集中或完全分散—状况下的创制率比在中间状况下要低。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西塞罗关于大同世界的概念,或谓“数目颇众的人们基于对法律和权利的共同认识以及渴望参与彼此得益的交往,而聚合在一起”。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方面。但是它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不同的态度是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而共同体所能容纳的也不会是任何方式的“聚合”,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聚合。总之,聚合必须制度化。因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赋予共同目的以新的含义,并在各具特定利益的人和集团之间架起新的桥梁。

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呢?本书对此所持的基本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造成的。德·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认为:“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
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扫盲“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社会和经济变革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这些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1.毁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失去社
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革命的发生”
2.产生暴发户,他们难以完全适应并同化于现存秩序,他们要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3.增加地区性流动,这种流动又破坏社会结构,特别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疏离和政治极端主义;
4.使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从而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
5.增加某些人的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从而增加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
6.为了提高投资而需要对消费实行总体的限制,从而造成公众的不满;
7.增加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这又使他们的希求提高到无法满足的地步;
8.在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
9.提高集团组织的能力,从而提高集团对政府提出要求的分量,而这些要求又是政府难以满足的。

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样一此精英分子的挑战,这些人代表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门路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的村落或部落领袖们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
职能。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就加剧了。班菲尔德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非道德家族结构,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而是落后社会的典型;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机构已经解体。因此,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

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用勒纳的话说,持现代观念的人,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换性人格”这些变化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忠诚及认同扩展成为对更大和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随着这种忠诚范围的扩大,人们就会愈益依靠具有普遍性而非个别性的价值观,衡量个人的标准是其成就,而非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