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塞姆( Kassim)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致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权力组合状况有助于现代化社会的政策创制呢?一般证据表明,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的权力,有助于政策创制。例如,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C. Wilson)在综合考察了各类组织在政策创制方面的文献后得出结论说,创新提案的出现率与一个组织的多样性成正比,而创新提案的采用率则与该组织的多样性成反比。1他所说的组织的多样性是指组织的职能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奖掖制度的复杂性。就大规模的组织政治体制而言,“多样性”大致等于权力的分散性。这样威尔逊的命题就可以修正并引申为,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提出的政策建议较多,但采用的较少,而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则提出的建议较少,但采用的较多。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创制大致符合这一模式。然而,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双重命题本身并没有说明何种程度的多样性或何种权力分布状况会产生最高的创制率,而仅仅表明在两极—权力高度集中或完全分散—状况下的创制率比在中间状况下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