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如果像人们所常说的,人有两重性,这是因为在具体苦恼的人之外还有社会的人。后者必然意味着有一个他所说明和服务的社会。相反,如果社会万一瓦解,如果我们不再感到社会充满活力并在我们周围和我们之上活动,那么我们身上的社会性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各种虚幻形象的人工结合,一种稍加思考就足以使之消失的幻景;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的。然而,这种社会的人都是有教养的人,正是他们创造了生命的价值。由此可见,我们缺少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们能够珍视的唯一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东西,而仍然融合在现实中的唯一生命不再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一种比较高尚的生活,所以儿童和动物感到满足的生活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前一种生活忽然离我们而去,使我们不知所措。因此,我们的种种努力再也没有任何目标,并且我们感到这些努力都落了空。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应该有一个超越生活的目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目标,并非为了使我们保持在那种不可能实现的长生不老的幻觉中;因为这个目标包含在我们的道德素质中,并且不可能避开,甚至不可能部分地避开,没有这个目标我们的道德素质在同样的程度上就失去存在的理由。无须证明在这样一种动摇的情况下,最微不足道的气馁也会产生绝望的解决办法。如果生命不值得延续下去,那么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官能只关系到个人;这就是那些为维持肉体生命所必需的官能。既然这些官能的形成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当这个目的达到时,这些官能也就完善了。因此,在与这些官能有关的一切事物中,人可以合理地采取行动而不必为自己规定超出这个目的以外的目的。这些官能适用于某种事物,只有
通过这种事物才适用于人。因此,人只要没有其他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就可以幸福地活下去而没有活下去以外的目的。可是,有教养的成年人并非如此。有教养的成年人有许多与机体的需要毫无关系的思想、感情和实践。艺术、道德、宗教、政治信仰和科学本身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弥补器官的磨损,也不是为了使器官顺利地运转。这些超肉体的生活并不是在自然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引起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些感情使我们和他人接近;正是社会在按它的形象塑造我们的同时使我们接受这些支配我们行为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信仰;正是为了能够发挥我们的社会作用,我们才力求发展我们的智慧,而且正是社会在向我们传授它所贮存的科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发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