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杀一词在交谈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到,所以人们可能以为,这个词的意义已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给它下定义是多此一举。但是,实际上,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学者们如果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给这些词另作详细说明,就可能陷于最严重的混乱。不仅词的含义不受什么限制,根据谈话的需要随时变化,而且由于词的分类不是产生于某种有系统的分析,而只是说明民众的各种含糊不清的印象,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些不同范畴的事实被不加区别地归入同一个类别,或者性质相同的事实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因此,如果我们听凭自己被固有的词义所支配,我们就可能把应该合在一起的事物区别开来,或者把应该区别开来的事物混在一起,以致看不出这些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误解它们的性质。只有经过比较才能消除误解。因此,科学调查只有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握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但是,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由于自杀一词在交谈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到,所以人们可能以为,这个词的意义已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给它下定义是多此一举。但是,实际上,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学者们如果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给这些词另作详细说明,就可能陷于最严重的混乱。不仅词的含义不受什么限制,根据谈话的需要随时变化,而且由于词的分类不是产生于某种有系统的分析,而只是说明民众的各种含糊不清的印象,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些不同范畴的事实被不加区别地归入同一个类别,或者性质相同的事实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因此,如果我们听凭自己被固有的词义所支配,我们就可能把应该合在一起的事物区别开来,或者把应该区别开来的事物混在一起,以致看不出这些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误解它们的性质。只有经过比较才能消除误解。因此,科学调查只有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握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但是,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由于自杀一词在交谈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到,所以人们可能以为,这个词的意义已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给它下定义是多此一举。但是,实际上,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学者们如果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给这些词另作详细说明,就可能陷于最严重的混乱。不仅词的含义不受什么限制,根据谈话的需要随时变化,而且由于词的分类不是产生于某种有系统的分析,而只是说明民众的各种含糊不清的印象,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些不同范畴的事实被不加区别地归入同一个类别,或者性质相同的事实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因此,如果我们听凭自己被固有的词义所支配,我们就可能把应该合在一起的事物区别开来,或者把应该区别开来的事物混在一起,以致看不出这些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误解它们的性质。只有经过比较才能消除误解。因此,科学调查只有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握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但是,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换言之,如果像人们所常说的,人有两重性,这是因为在具体苦恼的人之外还有社会的人。后者必然意味着有一个他所说明和服务的社会。相反,如果社会万一瓦解,如果我们不再感到社会充满活力并在我们周围和我们之上活动,那么我们身上的社会性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各种虚幻形象的人工结合,一种稍加思考就足以使之消失的幻景;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的。然而,这种社会的人都是有教养的人,正是他们创造了生命的价值。由此可见,我们缺少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们能够珍视的唯一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东西,而仍然融合在现实中的唯一生命不再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一种比较高尚的生活,所以儿童和动物感到满足的生活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前一种生活忽然离我们而去,使我们不知所措。因此,我们的种种努力再也没有任何目标,并且我们感到这些努力都落了空。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应该有一个超越生活的目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目标,并非为了使我们保持在那种不可能实现的长生不老的幻觉中;因为这个目标包含在我们的道德素质中,并且不可能避开,甚至不可能部分地避开,没有这个目标我们的道德素质在同样的程度上就失去存在的理由。无须证明在这样一种动摇的情况下,最微不足道的气馁也会产生绝望的解决办法。如果生命不值得延续下去,那么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官能只关系到个人;这就是那些为维持肉体生命所必需的官能。既然这些官能的形成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当这个目的达到时,这些官能也就完善了。因此,在与这些官能有关的一切事物中,人可以合理地采取行动而不必为自己规定超出这个目的以外的目的。这些官能适用于某种事物,只有
通过这种事物才适用于人。因此,人只要没有其他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就可以幸福地活下去而没有活下去以外的目的。可是,有教养的成年人并非如此。有教养的成年人有许多与机体的需要毫无关系的思想、感情和实践。艺术、道德、宗教、政治信仰和科学本身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弥补器官的磨损,也不是为了使器官顺利地运转。这些超肉体的生活并不是在自然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的。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引起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些感情使我们和他人接近;正是社会在按它的形象塑造我们的同时使我们接受这些支配我们行为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信仰;正是为了能够发挥我们的社会作用,我们才力求发展我们的智慧,而且正是社会在向我们传授它所贮存的科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发展的手段。

因此,只要这样来给仿效下定义,我们就有权把仿效看成是自杀的一个心理因素。实际上,我们称之为彼此仿效的情况完全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这是在共同培养一种共同的感情。同样,习俗和传统的重复是各种社会原因的结果,因为这种重复归因于集体的信仰和实践所被赋予的强制性和特殊魅力一只有这样,这种信仰和实践才是集体的。因此,只要能承认自杀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传播的,那么自杀就是取决于社会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条件。

这不是神经病患者感到生活艰难的唯一理由。由于他的神经系统极端敏感,所以他的思想和感情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最轻微的感受也会在他身上引起异常的反应,所以他的心理结构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在这种不间断的变化的刺激下不能固定为某种确定的形式,它总是在变化。为了使心理结构能够固定下来,过去的各种经历应该起持久的作用,不过这些作用却不断地被突然发生的剧烈变革所破坏和抵消。然而,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中,只有人的所有功能同样固定不变才能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以适当方式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而且这种和谐的一致只有借助于时间和习惯才能确立。这种和谐的一致有时是好几代人反复探索的产物,这种探索的结果有一部分变成了遗传性的,不能在每次需要行动时推倒重来。

专家们通常很少致力于对精神错乱者的自杀进行分类,但是可以认为,下述四种类型包括了那些最重要的自杀种类。这种分类的基本轮廓是从儒塞和莫罗·德图尔那里借用来的。
1.躁狂性自杀。这种自杀或者是出于幻觉,或者是出于
某些谵妄性观念。病人自杀是为了躲避某种危险或某种想象的耻
辱,或者是为了服从他从上面接到的一道神秘的命令,等等。但是,这种自杀的动机和发展方式反映了引起自杀的疾病即躁狂症的特点。使这种疾病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多变性。各种各样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思想和感情以极快的速度相继出现在躁狂症患者的
意识中。这是一种持久性的精神错乱。一种意识状态刚刚出现就被另一种意识状态所取代。引起躁狂性自杀的各种动机也是如此:它们以惊人的速度产生、消失或变化。使患者决定自我毁灭的幻觉或谵妄突然出现,由此引起自杀的企图;后来,转瞬之间情况发生变化,如果自杀的企图失败,就不会重复,至少暂时不会重复。如果自杀的企图后来再次出现,那也是出于另一种动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能引起这种突然的变化。

导论
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他是想要死还是有什么其他目的?意图是非常隐蔽的东西,除了大概估计,别人是无法猜到的,甚至连其本人也觉察不出来。我们有多少次误解了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真实理由啊!我们经常用丰富的激情或者崇高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受庸俗感情或盲目守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