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量的精神治疗类药物被广泛使用，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时代会出现的三个强大的政治趋势。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行为的责任。第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施加压力推动这一进程。这些利益集团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如教师或医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生理治疗的捷径，使行为干预复杂化；还包括生产这些药物的医药公司。第三，由于企图将一切都医疗化，人们会倾向于不断扩展医疗的领域，使之囊括更大范围的病症。现在，你可以随处找到一位医生，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不开心或抑郁是一种生理疾病；不用多久，这种“生理疾病”就可以让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到这是一种应当获得法律认可的残疾，从而获得公共干预的补助。

在百忧解和利他林两种药物中形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衡。百忧解主要用于缺乏自尊的女性；它可以提高血清素增加一种雄性感。利他林则主要用于由于天性使然而不能安坐于教室的小男孩。两种药物一起轻轻地把两性推向雌雄共体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满足且屈从于社会，这正是现在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结果。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thymos——这个希腊词通常被翻译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骄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认他的价值观和自尊。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物质和标的来满足的欲望——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效用作为人的动力的源泉——但它是一种主体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地位的承认。实际上，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理解的许多经济利益只是一种地位承认的需要，他称之为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一辆捷豹汽车，并非因为我们如此喜爱靓车，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完胜邻居的宝马。这种被承认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私人用品；它也可以是要求别人承认他的神或神圣感，或者他的民族，他的正义感。
多数政治理论家已经认识到承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君王之间为了土地或金钱开战；他们通常并不只是为了土地或金钱。他追求的是对他的支配权或主权的承认，证明他是王者之王。对承认的需求常常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诸如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新国家，如果仍然依附于大国会更为富有，但它们追求的并不是经济福祉，而是它们自己在联合国的旗帜和位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的最根本驱动力来自“寻求承认的斗争”，历史以两位竞争者争夺谁是主谁是仆的原始的“血腥战斗”开端，最后终结于现代民主的出现，因为它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承认。
黑格尔相信，“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某种程度人之为人的核心意义。但这一点上，他错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欲望的生物学基础也存在于其他物种身上。许多物种的成员都会将自己分成不同的支配等级（比如“啄序”一词就来自鸡群）。观察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对地位等级的争斗看起来和人类非常相像。

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精神的疾病，包括特别严重的疾病如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它是大脑某个生理层面的精神功能失调的结果。但这种观点被一种叫做锂的药物给推翻了，它由澳大利亚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凯德（John Cade）1949年后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时偶然发现。许多这类型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康复，此后的二十年，药物治疗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锂药的发现只是神经药理学领域一系列爆炸性研究和发展的序幕，二十世纪末“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的发明再一次推动了这一浪潮，尽管到现在对后两种药的社会影响还处在了解的初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