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本性同样为我们提供指引，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不合理的。对当前进化理论的正确理解，如亲戚选择进化论、包容适应性，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最终失败，因为它没有能够尊重人类偏爱亲戚与私有财产的自然偏好。
卡尔·马克思力证人是一种“类存在”：意即，人有利他主义的感知，倾向于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现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与机构设置，如废除私有财产、淡化家庭观念、将国家置于重要的位置、对全体工人团结的忠心不二，都体现了这一信仰。
曾经有一段时间，进化理论学者韦恩－爱德华（V. C. Wynne-Edwards）假定存在种群级别的利他主义，但是现代的亲戚选择理论却做了相反的论断，强势族群选择压力并不存在。它认为，恰恰相反，利他主义主要起源于个体想要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现实需要。根据这一解释，人类主要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戚是利他性的；强迫人周日远离家庭、以“英雄的越南人民”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政治体系会遭遇深层次的抵抗。

原则上，权利起源于三个可能的途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以及根植于法律和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当代实证主义权利。换言之，权利分别来源于上帝、自然及人类自身。

边沁对法国《人权宣言》的评论十分著名：认为权利乃天生并且不可侵犯，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的胡话”。

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传统认为美德是在自然基础之上建立或延伸的,自然的愉快感与道德正确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我们看到了这
样观点的开端,善就是用意志克服自然。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著名开篇说道:世界没有任何事物——事实上,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无条件地被认为是善的事物,除了善的意志。所有人类的特征或期盼的目标,从智力和勇气到财富和权力,只有在与拥有它们的善的意志相应时才被认为是善的;只有善的意志本身才是值得向往的。康德认为,作为道德主体,人是本体,或是自在之物,因而需要被当成是目标而不是手段。

哲学上对人性最早的解释之一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激情(或曰骄傲)理性。这三部分不能彼此还原,在许多方面也不可通约:我的爱欲,或者欲望也许告诉我不要听命于上级、赶紧从战场上潜逃回家,但我的激情(或骄傲)却让我因惧怕羞耻而纹丝不动。对正义的不同定义会偏好灵魂的不同面向(比如,民主更偏向于欲望面向,而贵族统治则更偏向于激情面向),最好的城邦却能同时满足三者。因
为灵魂三个面向的复杂性,即便最为正义的城市也要求灵魂的某部分不能够全然得到满足(比如著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妻共子它要求人放弃家庭),所有现实世界的政治体系都只能无限接近于正义。然而正义仍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诱发它的三个心理潜质的合理性(许多观点粗鄙的当代评论家耻笑柏拉图将灵魂一分为三的简易心理学,根本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的许多思想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功利主义,它们则思考得更为简单,把灵魂仅仅归于欲望这一个因素,在其中,理性不过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激情在整幅画面中根本不存在)。

大赦国际的执行董事威廉·舒尔茨( William f. Schultz)曾评议道,当前的人权倡议已经放弃天赋人权或人权基于自然法这一理念很长一段时间了。相反,舒尔茨认为,人权指的就是人的权利属于人类的权利,它指的是人类能够拥有或宣称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人权指的是人类认为自己是谁。

原则上,权利起源于三个可能的途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以及根植于法律和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当代实证主义权利。换言之,权利分别来源于上帝、自然及人类自身。

权利之所以超越利益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更高层面的道德意义。利益可替代,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而权利却很少是绝对或不具弹性的,因为很难对它赋予经济的价值。

他的话让人想起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边沁对法国《人权宣言》的评论十分著名:认为权利乃天生并且不可侵犯,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的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