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Anna freud)在“儿童发展”理论中提到了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对我们人格的影响:
例如,进入舡欲期(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利,孩子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以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英国著名学者布菜恩·利托( Brian Little)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新生儿的床边发出一些声响的时候,有些新生儿会自然地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另一些新生儿的反应则相反,他们会默默转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那些会转向声源的新生儿,更有可能在之后成长为外向的人,而相对地,另一些新生儿则更可能成长为内向的人。
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意识到这些恰恰对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格有好处。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胚胎,它决定了你的基本气质和你未来可能发展变化的范围,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你一定有天然的极限,但同时也会有天生的优势。接受最本真、最核心的自己,同时在一个合理的、现实的范围内努力成长和进步,这会是一个让你更少自我苛责、更少焦虑的状态。
你的精神胚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能帮助我们避免自己变成一味埋怨外界和他人的人,并对自己的环境多一分警醒。同时,如果你的环境持续地不如人意,你需要看看你自己的人格特点是否在其中有一些影响,即你是否选择了进入和留在这样的环境里。
如果你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身上不被自己理解的性格特点,你可以考虑去了解自己生命最初的经历,这也许会给你些不一样的启发。
布莱恩·利托认为,人们并非基因或环境的受害者,即使在人格形成之后,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3个自我,一个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还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所定义的,而最后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
例如,进入舡欲期(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利,孩子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以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另外,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主动寻找与自己个性更契合的环境,就这样人们的天性又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中被不断强化。比如,一个成就取向的人,觉得大城市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于是决定在大城市奋斗,与此同时,Ta对于成就的渴望也在大城市里被不断回应和加强。
卡根也曾感叹道:“先天因素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所愿意相信的程度。
也就是说,精神胚胎决定了每个人人格特质的总体趋势和相对位置。
例如,一个责任心水平低于平均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比过去的自己更有责任心,不过,当Ta在与群体中的其他人相比时,仍然是那个相对缺乏责任心的人(因为其他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比过去的他们更加有责任心)。
尽管人们大体上总是比过去的自己变得更成熟、宜人,更有责任心,但卡斯比等人认为,这种成熟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的人格并不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无限度地发展变化。
他们以“设定点”来比喻人格的这种“有限”发展,即不论人们的人格如何成熟或变化,最终总是在这个“设定点”所在的一定范围内波动。例如,一个容易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的人,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以及反复的努力,自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低紧张感,却也很难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乐于交际的人。
于交际的人。
于交际的人。
于交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