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Anna freud)在“儿童发展”理论中提到了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对我们人格的影响:
例如,进入舡欲期(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利,孩子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以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英国著名学者布菜恩·利托( Brian Little)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新生儿的床边发出一些声响的时候,有些新生儿会自然地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另一些新生儿的反应则相反,他们会默默转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那些会转向声源的新生儿,更有可能在之后成长为外向的人,而相对地,另一些新生儿则更可能成长为内向的人。
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意识到这些恰恰对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格有好处。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胚胎,它决定了你的基本气质和你未来可能发展变化的范围,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你一定有天然的极限,但同时也会有天生的优势。接受最本真、最核心的自己,同时在一个合理的、现实的范围内努力成长和进步,这会是一个让你更少自我苛责、更少焦虑的状态。
你的精神胚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能帮助我们避免自己变成一味埋怨外界和他人的人,并对自己的环境多一分警醒。同时,如果你的环境持续地不如人意,你需要看看你自己的人格特点是否在其中有一些影响,即你是否选择了进入和留在这样的环境里。
如果你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身上不被自己理解的性格特点,你可以考虑去了解自己生命最初的经历,这也许会给你些不一样的启发。
布莱恩·利托认为,人们并非基因或环境的受害者,即使在人格形成之后,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3个自我,一个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还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所定义的,而最后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
例如,进入舡欲期(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利,孩子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以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另外,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主动寻找与自己个性更契合的环境,就这样人们的天性又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中被不断强化。比如,一个成就取向的人,觉得大城市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于是决定在大城市奋斗,与此同时,Ta对于成就的渴望也在大城市里被不断回应和加强。
卡根也曾感叹道:“先天因素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所愿意相信的程度。
也就是说,精神胚胎决定了每个人人格特质的总体趋势和相对位置。
例如,一个责任心水平低于平均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比过去的自己更有责任心,不过,当Ta在与群体中的其他人相比时,仍然是那个相对缺乏责任心的人(因为其他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比过去的他们更加有责任心)。
尽管人们大体上总是比过去的自己变得更成熟、宜人,更有责任心,但卡斯比等人认为,这种成熟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的人格并不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无限度地发展变化。
他们以“设定点”来比喻人格的这种“有限”发展,即不论人们的人格如何成熟或变化,最终总是在这个“设定点”所在的一定范围内波动。例如,一个容易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的人,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以及反复的努力,自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低紧张感,却也很难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乐于交际的人。
①家庭成员情绪不稳定
照料者由情绪不稳定、反复无常的成员担任并支配家庭。他们经常表现出非理性的情感和状态,在规则上表现出受情绪影响的前后不一致,并很有可能付诸暴力。这会让孩子持续性的恐惧,进而感到“世界很危险,不可预测”。
②家庭中父母角色的缺失
孩子可能曾被一方抛弃,被迫远离,或者长期忽视。值得注意的是,缺失不仅仅指家庭成员在物理距离上远离孩子。有时,父母虽然一直和孩子居住在一起,或者在物质上对孩子进行供养,但实际上缺乏情感联系。比如,有的父母忙于工作或者沉迷于看电视、玩游戏,从来不对孩子表达情感与爱,也避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当孩子有情感需求的时候不给出回应,使孩子感到长期不被重视、被拒绝。
③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利用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出干情感联系,而是互相利用。比如,家庭照料者没有将孩子当做独立的个体看待,而是利用孩子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父母可能希望孩子能够完成自已未竟的愿望(比如考上好大学、功成名就)而进行非常严苛的要求,不顾孩子的喜好。
还有一种常出现在分居或离异家庭,即孩子被当做“人质”:父母中的一方,出于对另一方不利的目的,将孩子变成了操纵的对象。比如试图让孩子远离另一方,不断地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适,从孩子那里刺探情报,限制或者切断孩子和对方的接触,强迫孩子拒绝对方等等。
④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良好的边界
家庭成员会故意触犯、不尊重其他成员的边界。比如有的父母会过度使用权力来控制孩子,对孩子进行事无巨细的监控,制定严苛的教条逼迫孩子遵守,限制孩子的社交活动;还有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也存在非正常的隐私刺探和过度干预。
⑤存在严重的冲突、虐待、暴力
父母之间存在经常性的争吵、暴力或冷暴力,或者父母对孩子存在不恰当的惩罚、虐待现象。
从长期来看,这些游戏能有效地帮助孩子提升上学后在同伴中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在竞争压力大、冲突多的环境下,提升他们应对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一点对男孩来说尤其显著。
加拿大学者丹尼尔·帕克特( Daniel Paquette)认为,可以用一个更贴切的词来形容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即“激活”的关系,他认为,母刻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多在于抚慰和使孩子平静下来。而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则在引领孩子走向世界的部分更为突出。良好的父子/父女关系会帮助孩子获得这些需求的满足:被刺激和唤起情绪,感到惊奇,超越极限,勇于面对危险,抗压能力强,在陌生的环境中无所畏惧,敢于独立生存。
父亲与孩子之间形成这种“激活”关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肢体游戏美国儿科专家科泰尔川克·密尔顿( Kotelchuck Milton)在1975年的调查中发现,在与孩子的互动中,父亲会把75%的时间用在和孩子游戏性的互动上,25%的时间用于照料性的互动上;而母亲与孩子照料性的互动和游戏性互动的时间各占50%,母亲与孩子的游戏也更多的是认知游戏,而非肢体游戏。
以色列学者鲁斯费德曼( Ruth Feldman)对间居的夫妇展开研究,他发现在孩子刚出生的几周,和孩子出生6个月后,父母各自的催产素的水平都在持续提高,且父母和母亲的增长是同步的。研究者认为是抚养孩子的过程一系列与孩子的互动产生了这种激素,催产素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它能够减少焦虑,唤起平静、满足的心情和安全感,增加信任,减少恐惧。催产素与成人间的爱情、母亲与孩子的联结都呈正相关。当我们拥抱、亲吻、达到性高潮时,催产素水平都会提升。
如果你和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并不安全,你首先需要知道这并不完全是你或她的错,改变不健康的关系是你和她都需要努力的事。
另外你要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孝顺并不是道德绑架,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你可以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你也同样需要尊重她表达观点的权利。你们首先是两个人,尤其是成年后,你们首先是两个同样有着独立意志、自主决定权、平等的成年人。向母亲诚实地表达与她不一样的想法,其实比隐瞒,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任——你相信她有可能倾听你,尊重你,理解你——这种信任正是你爱她的表现。
也同样是因为社会往规定了男人该是什么样子,女人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有着社会定义中“另一个性别的气质”的男性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不公平的评价和对待。
当然,影响不完全是负面的。也有一些这样的男性在长大后对性别刻板印象有更多的反思,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力更强。
此外,英国学者彼得·库柏( Peter Cooper)等人的大样本研究发现,越亲密(痴迷)的母子关系,儿子对于自己与“男性”之间相似性的认同越低,即越不认为自己身上具备男性气质。然而库柏等人也发现,母亲的回避也并不会让儿子对自己“男性”的身份更认同、更满意。
在这种框架中,我们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熟悉的、令自己感到安全的方式,我们与父母原有的互动方式来与伴侣相处。比如,在儿时为了应对忽冷忽热的父母,我们会变得紧张焦虑,渴望控制对方,在成年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以这种焦虑、渴望控制的方式与亲密关系的伴侣相处。
不仅如此,由于这个框架的存在,我们还总会不自觉地被特定的人所吸引。比如,童年时期,父母对自己忽冷忽热的人,往往在成年之后也会不自觉地被对自己忽冷忽热的人所吸引,尽管他们对对方的忽冷忽热感到不安,但这种熟悉的焦虑感又会让他们感到安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总是不断与不同的伴侣陷入“相似”的纠葛之中的原因。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能够达到自主的人,最终会承认并骄傲于自己父母的长处,但他能认识到父母的短处,认识到他们作为人的复杂之处,最终或为自我价值的评平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