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洪亮的意第绪语清晰地解释让-保罗·萨特数年后的发现:“但是地狱是什么?天堂又是什么?当然都是在事物内部。在我们家里。你可以在每
间屋子里都发现地狱和天堂。在每扇门后。在每条双人毛毯下。是这样。一点邪恶,人与人之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一点点怜悯,一点点慷慨,人
与人之间就像在天堂一样。
我说的是一点点怜悯和慷慨,但我没有说爱,我不是相信泛爱的那种人。人人爱人人,这或许该留给耶稣。爱毕竞是另一回事。与慷慨和怜悯截然不同。恰恰相反。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是极端自私与完全奉献的混合。一个悖论!此外,爱,大家一直在谈论爱,爱,但是爱并非你所能选择,你抓住了爱,像患上疾病,你陷入爱,像陷于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人类时时刻刻所选择的是什么?慷慨,还是邪恶?每个小孩子都对此了如指掌,然而邪恶没有尽头。对此你将如何做出解释?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那时吃的那只苹果里得来的:我们吃了一只有毒的苹果。”

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在所有发达的民族国家中都存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有着较多自由传统的国家。在所有这些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中,有一种倾向于把社会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而另一种则倾向于把完全独立的人,把“封闭的人”和“自由的个人”视为最高价值。要使这两个“最高价值”协调一致往往并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理想是无法调和的。然而,人们一般并不正视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是带着极大的热诚来谈论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以同样的热诚来谈论本民族的自由与独立。第一种理想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中的个别成员虽然同属于一个整体并需要互相依赖,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可以不顾他人而独立作出自己决定的人,第二种理想则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继续生存,每一个个人都应该而且必须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不仅是在战争年代,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个人也应该履行这一义务。

他「莫里哀」在《(伪君子)序言》中指出:“喜剧的责任既是在娱乐中改正人们的弊病,我认为执行这个任务最好莫过于通过令人发笑的描绘,抨击本世纪的恶习。……他反复强调:“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面面俱到,也往往不及讽刺有力；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是重大的打击。”

到了20世纪,老牌工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过去的几百年。这些进步虽然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就在这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进步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了。对所取得的实际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增加了。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必一一列举。一再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的战争危险,由原子能和其他新式的科学武器所形成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进步速度,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进步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对所取得的进步的意义以及对所有的进步意义表示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