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奥孔》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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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

尽管荷马在其他方面把他的英雄们描写得远远超出一般人性之上，但每逢涉及痛苦和屈辱的情感时，每逢要用号喊、哭泣或咒写骂来表现这种情感时，荷马的英雄们却总是忠实于一般人性的。在行动上他们是超凡的人，在情感上他们是真正的人。
我知道，我们近代欧洲人比起古代人有较文明的教养和较强的理智，较善于控制我们的口和眼。于今礼貌和尊严不容许人们号喊和哭泣。
……
希腊人却不如此。他既既动感情，也感受到畏惧，而且要让他的痛苦和哀伤表现出来 他并不以人类弱点为耻；只是不让这些弱点防止他走向光荣，或是阻碍他尽他的职责。

痛苦的表现往往并不出于自由意志，而真正的勇敢只有在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上才可以见出。

生动洪亮的意第绪语清晰地解释让-保罗·萨特数年后的发现:“但是地狱是什么?天堂又是什么?当然都是在事物内部。在我们家里。你可以在每
间屋子里都发现地狱和天堂。在每扇门后。在每条双人毛毯下。是这样。一点邪恶,人与人之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一点点怜悯,一点点慷慨,人
与人之间就像在天堂一样。
我说的是一点点怜悯和慷慨,但我没有说爱,我不是相信泛爱的那种人。人人爱人人,这或许该留给耶稣。爱毕竞是另一回事。与慷慨和怜悯截然不同。恰恰相反。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是极端自私与完全奉献的混合。一个悖论!此外,爱,大家一直在谈论爱,爱,但是爱并非你所能选择,你抓住了爱,像患上疾病,你陷入爱,像陷于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人类时时刻刻所选择的是什么?慷慨,还是邪恶?每个小孩子都对此了如指掌,然而邪恶没有尽头。对此你将如何做出解释?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那时吃的那只苹果里得来的:我们吃了一只有毒的苹果。”

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在所有发达的民族国家中都存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有着较多自由传统的国家。在所有这些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中,有一种倾向于把社会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而另一种则倾向于把完全独立的人,把“封闭的人”和“自由的个人”视为最高价值。要使这两个“最高价值”协调一致往往并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理想是无法调和的。然而,人们一般并不正视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是带着极大的热诚来谈论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以同样的热诚来谈论本民族的自由与独立。第一种理想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中的个别成员虽然同属于一个整体并需要互相依赖,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可以不顾他人而独立作出自己决定的人,第二种理想则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继续生存,每一个个人都应该而且必须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不仅是在战争年代,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个人也应该履行这一义务。

他「莫里哀」在《(伪君子)序言》中指出:“喜剧的责任既是在娱乐中改正人们的弊病,我认为执行这个任务最好莫过于通过令人发笑的描绘,抨击本世纪的恶习。……他反复强调:“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面面俱到,也往往不及讽刺有力；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是重大的打击。”

随着在社会生活中让别人看见自已赤身裸体时的那种自然感的逐渐消失,在艺术中裸体的表现则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裸体越来越成为人的一种幻想和愿望。用席勒的术语来说,与以前各阶段的“素朴”相比,裸体的表现成了“感伤的东西”了。

在研究究过程中我既不认为我们的文文明行为方式是全人类所可能具有的行为方式中最先进的,也不认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是最坏的和日趋没落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在逐步发展的文明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困扰。但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而苦恼。我们感觉到,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我们被卷入了某种复杂的情况,这种情况是那些还没有达到我们这一文明水准的人所无法认识的。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太“文明”的人也常常为他们自己的烦恼和恐惧所折磨,而这些是我们所无法、或者至少是无法像他们那样去感受的。假如人们了解了文明的进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对于这些间题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不管怎么说,这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许多愿望中的一个。文明的进程和自然现象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就在我们的中间和周围形成。就像中世纪的人对自然现象一无所知那样,我们现在对文明的进程也知之甚少。但是,将来有一天等到人们对这些进程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也许就能有意识地对它们们加以引导。

到了20世纪,老牌工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过去的几百年。这些进步虽然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就在这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进步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了。对所取得的实际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增加了。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必一一列举。一再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的战争危险,由原子能和其他新式的科学武器所形成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进步速度,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进步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对所取得的进步的意义以及对所有的进步意义表示不信任。

文明的发展使得人体的一切功能越来越严格地、越来越完全地隐秘化了。人体的功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被移置“关闭的门后”。这种做法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结果。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人性的分裂。这一结果虽然在其他情感方面也会时而出现,但是在性欲的文明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公开的,也就是说可以在社会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一面和“私下的”、“秘密的”避人耳目的一面,越是被截然地分割开来,人类的分裂便表现得越明
显……然而,人们却认为这一分裂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已经被强制地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几乎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已经比较固定了的语言形式把自由与束缚、强制表现为像天堂和地狱那样对立的概念。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把两者表现为绝对对立的概念的说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它的正确性。对于被关在囚牢里的人来说,监狱墙壁之外的世界便是自由的世界。但仔细地考虑一下,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社会约束和社会依赖的状况,那么在以上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中“自由”是多么微乎其微。对于其他的对立概念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是从一种非常压抑的、不堪忍受的束缚形式下被解放出来,同时又进入一种不太压抑的束缚形式。文明的进程、人在情感生活方面所必须屈从的束缚形式和在某种意义上所经历的进步,也总是与各种形式的解放相联系的。

同样的发展情况,同样的水准差别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信手拈来的例子得以证实。面对着过去时代的这些模式和制约规定,19世纪的批评家以及20世纪的一部分批评家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如果人们没有把自身的难堪界限,没有把自身的情感模式—这些东西都是处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之中的看作是一种经过发展而形成的并且还在不断发展的东西,而仅仅从今天的水准出发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把这些对话作为学校的教科书,而且特意把它们作为儿童读本的。我们这儿所讨论的正是要人们把自己的水准和对待儿童的态度看作经过发展而形成的东西。

1797年。
德·拉·梅桑杰尔①《1797年的巴黎旅人》(第2卷,第95页)
(注:与前面所列举的18世纪的其他例子相比,这里主要是从“上流社会”年轻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的。)
几年前人们创造了一种擤鼻涕的艺术。有的人在擤鼻涕的时候模份小号的声音,有的则摹仿猫叫,炉火纯青者则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

在《男孩的礼貌教育》一书最后的献词里,伊拉斯谟对那位年轻的王子说:“青年人,首先是贵族的青年人应该具备谦逊的美德。通过对自由艺术的研究使其心灵才智得到发展的人都应该被视作高尚的人。尽管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盾牌上画上狮子、雄鹰和其他的动物作为纹章,而真正占有雄鹰的,应该是那些能够把他们自己在艺术和科学领域里的造诣画进盾牌纹章里的人。”

人们用它们来表达共同经历过的东西,并希望通过它们互相理解,于是它们成了时髦的语言,成了某个社会口语中流行的概念。这表明,它们不仅符合了个别人的表达需要,同时也符合了群体的表达需要。群体的历史在这些概念中得到了反映,人们也因为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而去使用它们;尽管他们知道得并不很确切,为什么这些词表达了这样的意义和范畴,为什么其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和某些新的东西他们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他们从小就学会了通过这些概念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至于这些概念的社会起源及其过程可能早就被遗忘了。一个概念可以世代相传,但人们却无法将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作一个整体传下去。只要过去的经验和状况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还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只要世代相传的人们还能够从这些词的意义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些概念便有生命力;一旦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与这些概念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经验相联系的东西,这些概念便会慢慢死去。有时候它们只是停滞了,或者是其中某些特定的范围停滞了,以后又会从新的社会状况中再次获得新的现实意义。人们之所以重新记忆起这些概念,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东西借助过去的词汇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