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史学家帕尔格雷夫写道:“在跳第一下脉搏,心肌纤维震动,器官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死亡幼苗发芽之时。在我们成形以前,浅窄的坟墓已挖好,准备将人们埋入。”

随着时间流逝,病人会变得完全需要依赖别人的照顾。若不是死于中风或心肌梗死等并发症,则有可能最后会成为植物人。“植物人”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没有人情味,但却很传神。这时,大脑所有的高级功能都已丧失。有时,甚至在成为植物入之前,患者就已经不会咀嚼,也不会走路,甚至连吞下自己的唾液也不会了。这时如果勉强哏食,很容易造成病人一阵阵的咳嗽,甚至窒息。碰到这种情形,照顾的人往往会很惊讶,甚至不知所措。这时候家属会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是要给病人插上喂食管,并且采取积极的医疗措施,尽量延长病人的生命,还是让疾病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
如果家属决定不插喂食管,饥饿而死对没有意识或失去知觉的病人来说,可能比瘫痪或营养不良引发并发症更能接受。即使给未期病人插管,并且小心翼翼地喂食,还是无法避免并发症产生。因为大小便失禁、不能行动,加上血蛋自过低等因素,都容易造成褥疮。而褥疮可能越来越深,露出肌肉、肌腱,有时甚至深及骨骼,上面覆盖着气味难闻的坏死组织和脓液,看起来惨不忍睹。
小便失禁、瘫痪卧床和插管导尿,常常会引发泌尿道感染;意识不清或不会吞咽唾液,容易把东西吸入肺部,使肺发炎的机会大增。
绝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成为植物人后,会死于某一种感染。不是来自泌尿道或肺部,就是来自臭气四溢、满布细菌的褥疮。如果发烧持续不退,就有可能产生脓毒症。大量细菌进入血液中,病人很快就发生休克、心律不齐、血液凝固异常、肝肾衰竭,乃至死亡。

我望着他孩子气的湛蓝双眼,知道他在要求我让他解脱。我知道我做不到,也知道自己不能不试试任何一线希望。我告诉他癌在结肠及肝脏部位的状况,但并未透露其在其他部位或是腹腔蔓延的程度。我从未想过要告诉他,诊断结果是活不过夏天。在许多方面,我都遵循曾教导过我的教授们所说的严正格言:“乐趣
共享、悲观自藏。

健康的身体在饥饿时,会以脂肪为主要能量来适应环境,但癌症病人并非如此,而是先利用蛋白质。上述原因加上摄食不足,导致肌肉耗损;体内蛋白质总量下降,导致器官及酵素系统功能失常,并且对免疫系统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癌不知道规则,这点无关乎道德;但它知道摧毁生命,又可说是不道德的。一丛癌细胞就是一群失调的、无组织的、自行其是的青少年暴民,愤怒地反对其出生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帮助它们长大,我们就只能逮捕它们、监禁它们域打死它们。

①肿瘤细胞是无法顺利分化的细胞。如果分化是在接近成熟状态时才受阻,这种肿瘤细胞就不危险,因此被称为良性的。一个良性肿瘤也相对地保留了极少其本身无法控制的复制潜能。它分化得很好,在显微镜下,它看似已达近乎成熟的状态。它缓慢地成长,并不侵入周围的组织,或是转移至身体的其他部位,且常被清楚的纤维结所包围,几乎没有杀
死其宿主的能力。
②而一个恶性肿瘤(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则完全不同。遗传上、环境上,或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在细胞成熟过程的早期,就阻止了分化的进行,以至于它们停留在可以无限分裂的不成熟阶段。正常的干细胞继续试着制造正常的子子孙孙,但它们的发展却持续受到阻滞。它们未达足够的成熟水平来做其应做之事。癌细胞在太年幼而不能学得社会规则时,便固定了下来;就如同各种生物的不成熟个体一般,他们所做的任何事,对其邻居的需求或是限制而言,都是过度、不合作、不协调的。

这些貌似单核血球病的症候,很可能是身体的免疫系统,针对大量增生的新病毒所产生的第一步反应。身体获得初步的胜利,血液中的病毒数戏剧性地掉到很低的程度。此时,似乎那些剩下的病原都撤回到CD4淋巴细胞、淋巴结、骨髓、中枢神经及脾脏之中。在那里它们会潜伏经年,或是极慢地复制,使得血中病毒维持稳定的低浓度。事实上,人体的CD4细胞只有20%~4%在血液中,因此,那些在淋巴结、脾脏及骨髓中逐渐遭到破坏的大多数CD4细胞,并不能从血液的浓度反映出来,直到这一长期的潜伏期结束,CD4在血液中的数目才会急剧减少,而许多具艾滋病特征的续发感染也发生了。此时,血液中的病毒浓度再次升高。

事实上,艾滋病并不是很容易传染的。HV病毒是极脆弱的种病毒,感染力并不强,只要用家庭用的漂白水稀释10倍,就可以有效地杀死HIV病毒,其他如酒精、双氧水或是莱沙尔消毒液都有效。若是我们]滴一滴充满病毒的液体在桌上,放置20分钟任它干掉的话,它就不再具有传染力了。因此,人们过度恐惧的经由昆虫咬伤、卫浴设备、餐具及接吻而感染,实在是庸人自扰。

艾滋病连开端都与其他疾病不同。目前已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证据来推测艾滋病可能的起因,及传染力较能获得压抑的途径。部分研究者认为,这种病毒从前的形式异于现在,是某些中非洲灵长类所特有的,但因其在灵长类动物体内不是病原,所以不会导致疾病。很可能的情况是,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和当地村落一位或数位居民的皮肤或黏膜组织伤口接触,这些人再传染给周围的人。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根据他们的数学统计,第一次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传染可能早在100年前就发生。由于当时社区间鲜有互动,这种疾病由假设的起源村缓慢地向外蔓延。20世纪中期后,文化模式开始转变,旅游风气兴盛,加上更为都市化,蔓延的速度急速加快。一旦一大群人受到感染,病毒便借着国际旅游散布全世
界。艾滋病可说是种喷射推进式的疾病。

在该地区中,这个年龄层的人们因街头暴力、吸毒及帮派械斗而死,与养育他们长大的赤贫与绝望,都是都市环境中人人熟悉的一环。一个人该如何从这种苦痛中寻得意义,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智慧,也未揭示任何教训。艾滋病是隐喻,是寓言,是象征主义,是悲叹,是对人性的测试,是万物受苦的缩影…是这些研究消耗了今日文人与道德家的知性能量,仿佛必须不计代价地从这种苦痛中提炼出某种良善的东西,但艾滋病与既往疾病之间总是找不到类似性。

1981年以前,没有人会把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列入死亡因素之列。这种疾病首次出现时,正值生物医学开始庆祝之际,他们以为征服最后一种传染病已是指日可待。艾滋病不仅使微生物的猎捕者感到苦恼,也动摇了我们对科学与科技可使人类躲过大自然随兴之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