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如巴菲特所言,“今天的投资者不是从昨天的增长中获利的”,几乎所有的产业迭代都非“旧土重建”,而是“新地迁移”。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它既体现在国内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上,也体现在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周遭邻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上。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①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

人间所有的理遇,一半是诗宽,一半是苦难。你将历
沧桑我已竭尽绵力

古往今来,大小英雄,皆成于野
败于野心。

这一近乎疯狂的创富运动，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并非仅见。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用矛盾重重的心态写道：“我明确意识到，美国普遍存在的极端商业活力，近乎疯狂的求富欲望，正是美国社会改善和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在1975年，哈维尔在一封写给总统胡萨克的信中说：“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
这个时代的两面性，惠特曼和哈维尔各自说对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