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如巴菲特所言,“今天的投资者不是从昨天的增长中获利的”,几乎所有的产业迭代都非“旧土重建”,而是“新地迁移”。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它既体现在国内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上,也体现在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周遭邻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上。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①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

人间所有的理遇,一半是诗宽,一半是苦难。你将历
沧桑我已竭尽绵力

古往今来,大小英雄,皆成于野
败于野心。

由于公众号内植于社交环境,导流和呈现的成本大大低于传统意义上的App,因而产生了对后者的替代效应,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样的声音被夹杂在欢呼声中,似乎不被看成是警告。在张志熔们看来,“现在先狠赚一笔,将来船市不好的时候,再转做钢结构或其他业务”。而在国企看来,它们更有不怕死的理由,一位中船集团的高管对记者说:“产能过剩是将来的事,至少目前订单多得都接不完,当然要加大造船力度。即使将来有了风险,央企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李宁在转型和品牌升级上所遭遇的尴尬,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针对李宁产品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一双标价800元的耐克鞋和一双标价700元的李宁鞋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会选择耐克;如果一双标价330元的李宁鞋和一双标价250元的安踏鞋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却会选择安踏。

一块白色的布,中央一个大大的“死”字,左侧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早在2005年,中国奶业协会的专家就私下警告相关奶企公司,有公司业务人员跟奶站联合造假,往原奶中添加蛋白粉、水、乳清粉等物质,“对方顾左右而言他”。之后,深圳奶业协会也曾委托中国奶协以书面形式向蒙牛、三鹿等提出警告,亦未获回应,“这位专家当即意识到,奶企迟早会出大事”。
2007年12月,三鹿集团即接到家属投诉,宣称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患上了“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多方斡旋,“摆平”此事。在不久后,国家质检总局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抽查,在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中,三鹿集团列于首位。
事件被曝光是在2008年的9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当天的头版头条发表记者简光洲的新闻稿《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将这一行业丑闻公之于世,并明确地点名三鹿。

这一近乎疯狂的创富运动，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并非仅见。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用矛盾重重的心态写道：“我明确意识到，美国普遍存在的极端商业活力，近乎疯狂的求富欲望，正是美国社会改善和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在1975年，哈维尔在一封写给总统胡萨克的信中说：“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
这个时代的两面性，惠特曼和哈维尔各自说对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