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后生”语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旨》:“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
在董其昌那里,字之求其生,是要一洗“临摹既久,全得形似”的老烂与俗套,摆落成法,自出机杼。清代书论家钱泳的看法更大胆,他认为以圆笔构形的篆书才“有义理”——也就是字形的变化能够曲尽字义的原则。于是钱泳说:“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书之不肖子”,而真书(楷书)又是隶书的“不肖子”,行书、草书自不待言,“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
钱泳的论证之一,就是孩童的书写。“试以四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瘤遗文。”这话开拓了一种全新的美学思路,他比董其昌更加激进地揭橥了二王这一大传统之外的美学可能:回到不会写、写不好、写不熟的童子笔下,可能正是中国字创发之初的美感状态——“是其天真,本具古法”。换言之,钱泳显然以为,应该回到隶书、碑书、楷书以前的中国书法,书家反而要以小孩子初学写字的生稚、自然为依归、为旨趣,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天真烂漫是吾师”了。

初生的禾苗、短尾的禽鸟组成了“稚”字。而“的异体字“”或“”都从“犀”声,这个声有延迟的意思——迟熟也。我们不急,成长总是一步三徘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