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就“哏”本身来看。它的本义和“很”或者“狠”是一样的既有“过甚”之义,也有“凶恶”之义。
以“过甚”义言之,例句如此:《元典章·工部三·役使》里面有一段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大白话相去不远的文字,是这么说的:“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已后哏不便当。”(见《汉语大词典》)。另外,以“凶恶言之,例句如此:元曲《救风尘·第三折》里有一段家暴的场面:“则见他恶哏哏,摸按无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
在表达以上两个意义的时候,“哏”的读音与“很”、“狠”无别。我们只能就现存的文献看出,“哏”字虽然拦取了“很”字和“狠”字的意义,但是并没有取而代之。“很”字还是继续维持它“过甚”的意义而“狠”字则在“凶恶”之余,偶尔也抢表现“过甚”之义。像在《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之类的小说里,“大胆得狠”“有钱”之类的话屡见不鲜,我们用字人也习以为常,不把它看成错字。
读作“gen”的“哏”是元代以后才出现的俗体字,断不至于在初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日后所表达一有趣,滑稽以及笑点的意义。从曲艺表现形式上可以常见,对口相声里主述搞笑的一角谓之“逗”,呼应衬托的一角谓之“捧哏”,“哏”这个字在北方方言里可谓“俗白得狠”,根本不是一个生字,但是到了台湾,地方文化里没有这种形式,语言中就没有这个符号生小不听相声的孩子长大之后也许还认得 stand-up comedy的字样,却听不懂老相声艺人或者是借由曲艺中的术语来表达“好笑”、“可笑”之义的“哏”字了。

在《周礼》和《仪礼》所记录并批注的“盆”,不是盛血就是盛水,按诸古字书《急就篇》所载,盆和缶是同一类的两种盛水之器,缶(即盎)是“大腹而敛口”,盆则是“敛底而宽上”。较诸许多形制繁复、装饰和用途都比较多样的气敏来说,的确简单得多。那么,用“盆”以代“笨”,会不会也有声言其粗疏、而非指责其愚蠢的意思呢?
“笨”这个字与“愚蠢”相提并论其实不无可疑。它原来是用以表述“竹白的一个字。段玉裁在注解《说文》的时候声称:竹子的内质色白,像纸一样相较于竹的其他部位,又薄又脆,不能制作器物,实在没有什么用处。那么让我们回头看看陈继儒所引的文字,那是出自《晋书·羊聃传》。原文是将昏庸无用的史畴与另外三个看来也没什么好风评的人物连缀起来,时人称为“四伯”—另外还有一个食量极大的大鸿胪(国际事务官)江泉,被呼为“谷伯”,个狡猾成性的散骑郎张嶷是“猾伯”,至于传主羊聃,因为个性狠而被呼为“琐伯”(琐,原意为细碎,引申作人格卑劣)。并且用他们和远古时代的“四凶”相比拟。

“熟后生”语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旨》:“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
在董其昌那里,字之求其生,是要一洗“临摹既久,全得形似”的老烂与俗套,摆落成法,自出机杼。清代书论家钱泳的看法更大胆,他认为以圆笔构形的篆书才“有义理”——也就是字形的变化能够曲尽字义的原则。于是钱泳说:“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书之不肖子”,而真书(楷书)又是隶书的“不肖子”,行书、草书自不待言,“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
钱泳的论证之一,就是孩童的书写。“试以四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瘤遗文。”这话开拓了一种全新的美学思路,他比董其昌更加激进地揭橥了二王这一大传统之外的美学可能:回到不会写、写不好、写不熟的童子笔下,可能正是中国字创发之初的美感状态——“是其天真,本具古法”。换言之,钱泳显然以为,应该回到隶书、碑书、楷书以前的中国书法,书家反而要以小孩子初学写字的生稚、自然为依归、为旨趣,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天真烂漫是吾师”了。

初生的禾苗、短尾的禽鸟组成了“稚”字。而“的异体字“”或“”都从“犀”声,这个声有延迟的意思——迟熟也。我们不急,成长总是一步三徘徊的。

“戛”这个字原本指的是一种长柄的矛,矛尖分岔,略同于戟。之所以写成这样,是因为从“首”、从“戈”,上边的“百”是省略的简笔。由于是兵器,也有“考击“轻打”的意思。在古语中,这个字发声短促,大约吻合于敲击兵刃所发出的声音。所以到了唐、宋之时,白居易和苏轼的文章里面,就用以形容声音,形容短音用“戛”,形容长音用“戛”,形容声音忽然爆出而迅速停止也用“戛”。“戛”,一个在声句中表现特出而具有收束性质的音。

甲骨文“玉”字像个上出头、下出尾的“王”,与今天我们写的“丰”字差似,惟第一横划比较平齐。到了金文和小篆,“玉”字上下不出头了,还是写成“王”,像是笔画均匀齐整的几何图形。文字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古人佩玉,大多不只佩一块,这样写,正是佩挂了一串玉石的侧视图,造字的原则是象形。
至于“王”字,原先在甲骨文中,明明是一个人站立在一横划上,强调他的地位。直到金文出现,我们才发现这高高在上的人也被简化成三横一竖了。
三条横划还有旁的意思:从老古人的宇宙观来看,这三划象征的是“天地人”。用一根竖划“1”通达天地人三者,谓之“上下通”,以成就“王”的职掌和威权。这么一来,原本字形中不加点的字和“以ㄧ贯三”的“王”字就没有区别了。有的文字学家提醒我们在部分金文和石鼓文里,王字的三划并不是均匀排列的,中间的一横比较贴近顶上的一横,这象征作为王的人“法天”——向天提升、向天学习。这样不就把两个字的字形区别开来了吗?
可惜的是,用字的人不会像解字的人一样想那么多,用字的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最简单的手法区别两个多个形体过于接近的字于是,“玉”字旁边加上了点。举例来说,在古陶器文字里,我们会看见左右各加写一撇的“玉”,有的加在下方的两横之间,也有的加在上方的两横之间。到了汉代的隶书以后,这个点时而只加在右上角或者右下角,便成为后来我们常见的“玉”字了。

“酉”字的甲骨文无须深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平口细颈宽肩圆腹、还带一个尖锥底儿的器皿,原意则是指器皿中盛装的“酒”。大约还是基于文字的假借作用,“酉”把字形借作地支的第十位去用了,本字只得另外加上个水字偏旁以表示原来的意义。
无论是甲骨文、金文或小篆,在“酉”这个初文字符上方加两撇或三撇,呈冒气状,便是一个“酋”字。这个字的意思就多了,有说是代表“西方”,有说是代表“魁帅”,有说是代表“过熟而有毒的酒”,也有再引申“过熟而成其为“终”的意义—也就是最后、末了的意思,与“就”、“成就”同义。
这个酒壶之字接下来的的发展就更复杂了,老古人可不管原先作为“酒器”之字的“酉”字顶上根本不曾冒气儿,也不介意冒着气儿的酒极可能是毒酒,后来只要是碰上与祭祀、款待宾客有关的活动器物,都把那两撇“酒气”给带上于是,底下添画上两只手(尔后简化成一只手)的“尊”字也出现了。这个字,总意味着地位高、辈份长,表看重、推敬、崇礼、贵显之意,据说是和先前所说的“祭祀”这个活动的概念有关祭有酒,奉饮之时必有礼节、法度。

“構(构)”这个字是个形声兼会意字,声符“冓”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里都有,方笔圆笔不一,但是上下以及左右的结构皆显示出一种均衡的美感。《说文》将这个初文解作“交积材”(将许多木材纵横架合起来),原本是“积架木材”这个意义的动词,后来在使用上演化出“房舍”的意思,而本字(冓)于是被假借义所专,只好另加形符(木),以表本义。
”这个声符还有另一个“大数”的意思。被赋以大数之字,可见“交·积”一也就是“交织”与“增多”——是一组彼此不可须臾离的共生概念。就连另一个累增字“講(讲)”亦复如此。“講”也是一个声符具备意义的字,最初用以表示“折冲”、“调解”、“说和”,显然与“媾”相通。古往今来的调停谋和,恐怕非得要再三累积不能竟其功果然是数之不尽、艰难万分的。

然而,一旦到了诗里,“收”字逐渐有了益发扩充、转折的意思而变化了——而且出人意表地变得美了!
张梦机先生写诗常令“收”字响动。我每每翻他的诗集,总觉得这个字跟苏东坡和梦机的老师李渔叔有些直承的关系。随手摭拾二例:东坡有首“折腰体”,其中一首《中秋作》是这样写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而梦机在《宿燕子湖作——距东坡泛舟赤壁之夕九百年》则用了下面这样的句子:“残虹收尽千嶂雨,凉飔吹作一湖秋。”李渔叔有句如此:“夜瓢细酌千家碧,晓镜平收一屿青。”而梦机的《郊居》则是这么写的:“林垧花筑屋庐好,诗卷平收山色青。”
梦机诗中每触字及“收”,也都斑斓妩媚——如《遐想》:“新收蕉叶堪遮雨旧拾榆钱好购春。”《无题》:“十五年来一惆怅,惟收红豆种相思。《次韵再寄戎庵诗老》:“欲收山色归黄卷,默听江声换白头。”《观大陆寻奇感作》:洱海平收秋后雨,秦山凉宿夜来云。”《书近况寄诸故人》:“十年诗卷收花气,一幅帘波卷树声。”《孟冬述事》:“饮涧长虹收晚雨,持杯酽茗洗吟肠。”《记芦沟桥》:“树影烟光入画收,北京西去是芦沟。”至于梦机的近作《五绝三首》之中,就有两首妙用了此字:“月星收一瓮,酿作夜班斓。望日如阴晦持其代玉盘。”“檐鸦衔初阳,朔风摇庭草。诗意纷沓来,收之入孤抱。
诗里面的“收”,常带着些从容不迫的兴味,轻盈摄入,舒卷自如,所收之物好像并没有真地被什么人占有,却又好像十分完整地被接纳容蓄着。
“倏云收兮雨,它出自王维的《送神》:纷进舞兮堂前。目眷春兮琼筵。来不言兮意不传。作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弦。神之兮俨欲旋。倏云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这里的“收”当然要解释成“散”—云散去了。“收”字在这儿完全对反了它的本义。

“收”是形声兼会意字,左边的声符兼具意义,今音读若“纠”,纠缠缭绕也。右边的形符“攴”[今写作“攵”—编者注],每解作以手持棍,与“ㄐ”字相比合,就成了“捕取”之意。在古代的经籍之中,作为“拘捕”、“拘监”之意的“收”字可以说俯拾即是,《诗经大雅瞻卬》:“此宜无罪,女反收之。”
以绳索缠捆缚引伸为逮捕,甚至衍义为掩埋。《左传·僖公卅二年》蹇叔哭师的一段就有这样的话,蹇叔对儿子说:“(尔)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所以后来的韩愈在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倒孙湘》就有这两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从字形上看,“剩”字还可以写作“賸”,《说文》归入““部,以为是“物相增加”的意思。清代的段玉裁在注解这个字的时候也提出:“今义训为赘疣与古义小异,而实古义之引伸也。”从增加变成赘疣,的确可以算是一种引申。
另外一个说法就更曲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定“朕”这个字为“天子自称”,说是天子富加四海,财货充足,所以“賸”字是以“朕”作为声符的。可是,在秦以前,朕这个字没有什么尊卑之分,舜、禹如此自称;屈原也如此自称,它就是“我”的意思。朕的原意是指细小的缝隙,引申为事物之征兆,应该是基于同音字相假借才使“朕”成为“我”的代称。
然而,回头看“剩”这个字,除了“多余”的意思之外,它还有“阉割”的后起之义。北魏时代的贾思勰写《齐民要术·养羊》就有这么一段话:“拟供厨者,宜剩之。”这里的剩,是个残忍的动词。贾思勰甚至还说明了“剩法”,肉用的小羊初生十多天的时候,以布裹齿(象牙或其他坚硬的梳状工具)犁碎小羊的睾丸。这个字有“騬”这个异形,可见骟马也可用此字。
如果说也是因为同音相假借而使得“阉割”之义利用了这个字形,那么,从“剩法”来解释“剩”字是很清楚的—一形符是把刀,声符“乘”也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国语·晋语九》:“驾而乘材,两(音‘贝’,马具)皆绝。”这里的“乘”就是“碾压”的意思。
肉用羊欲其生得肥大,割掉的东西是用不着,甚至妨碍所需的。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宋代词人晏几道的一阕《鹧鸪天》,说的是久别重逢之情,“今宵剩把银钉照”,这里的剩,是“更”的意思,既有“非份”之义,又有“仅得之义,显然,相互对反、相互排斥的意思在诗人懊恼又欣喜的情味中得到统一,我们模模糊糊地感受到这一次见面是不意而得之,多余的,恐怕也是仅有的。

反、在中国人安于现实的常情里,不是什么好字,给人的第一即像是翻转叛违、背离甚至怪悖。这个指事字以右边的“又”(即“手”)为基础,而左边的“厂”则表述了手的状态,是一种“翩翻”的状貌,也就是说,这是一只翻覆反转的手,翻云覆雨手。
讲究的文字学者还会纠正我们,“反”字的第一笔是横划,不可以写成斜划参考金文、小篆可以得知,“厂”的确都写成了九十度,规矩得像个三角板上的直角。倘或如此,那么“翩翻”之义又是怎么从那直角里生出来的呢?这个疑点很明显,归纳此字部首于“厂”部,可能只是因为字形同化而然,但是究其原委,可能还得寻绎甲骨文的痕迹。
在更早出现的甲骨文里,“反”字左边的两笔呈现的是大约一百五十度的钝角,比直角要大得多,看似是被右边那只手折得稍微弯曲的一根树枝。那么请容我跟文字学家的惯解唱个反调:这个字原来用手将“｜“(读若“滚”)折回的意思。易言之,“反”的本意不是手的翩翻,而是要用手去翻转那原本向上生长的(植物),使其“归于本”。所以《礼记·乐记》上有这样的话:“反情以和其志。”注曰:“反,犹本也。”这里甚至已经直指“反”字即是“本”字。而“反”字在《左传》、《国语》、《史记》之中也都有“还”“回复”、“回报的意思。试看,强加人力于向上生长之物,使之反于本,的确有违乎自然的物性,这才衍生出叛违、背离甚至怪悖等意义来的。有趣的是,“造反”——一个看来是违逆其本国国家意志的语词,居然是从一个回返于本的意象上演化出来的。

“讳”的本意原本是“不言”,不言什么呢?当然是人生最不能面对的结局。“讳(諱)”字从言、从韦;“韦(韋)”不只是此字的读音,也兼有否定的意义。它最初是指“熟治皮革,去毛而柔化”的过程仔细看“韋”这个字,它也是个形声字,以中间的“口”(音“围”)做声符,上下两端的形符则象征着相对施力这两个形符如果变换成左右并置的写法,就是“舛”(读若“喘”),衍生出“相互背反”的意思。背反、否定、违逆—“不”!“死”真是不好说,非但要“讳言”其事,就连不得不说的时候,往往还得再加上一个不字,居然变成了“不讳”。

“绪”字的声符“者”本来就是一个复杂多歧解的符号,有说是“黍”的,有说是“蔗”根之下加一个“甘”字的,证之以不同鼎彝之器上的铭文,大约就是表示“诸多”、“众多”之义。作为“绪”字中兼有意义的声符,“者字的上半截成纷歧样貌的枝岔也常被学者解成一茧丝的许多个端。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说“情绪”,充满不尽可知的况味。一方面,所谓“情绪”,有种“尚需细腻辨认”、“有待分别析理”的意思;另一方面,经由辨认、析理之后,显然该会有进一步的解释才对所以说“情绪”看来是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然而,我们继续这样推敲字义的时候,会赫然发现:一如其他许多“相反为训”的字比方说,“乱”正同于“治”一样,“其臭如兰”正同于“其香如兰”样,“徂”既是“往”、“死”又是“留”“存”……“绪”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端倪,正一如与它自己的读音相同的“序”和“续”一样又有着“次第”以及“剩余”的含意。《庄子·山木》不是有这样一小段话吗:“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吃的时候不敢抢先,必定是吃剩余之物。)
“端绪”、“头绪”是居先的、未经整理的;而“余绪”、“遗绪”则是居末的、残剩的。别以为这个字在两头儿之外的中间不占地位,倘若是用在《史记卷九十六张苍列传》里:“张苍为计相时,绪正率历。”此处的绪,又是“寻绎”、“推求”、“检核”的意思了。

牙和齿可以指不同之物。一个说法是,正中齐的称为齿,在左右两侧形状尖锐的称为牙;另一个说法是,当唇者为齿,在辅车之后者为牙。在这里,需要解释的反而是“辅车”这个词。辅,面颊之谓也。辅车,既是指面颊和牙床也可以指古代车轮外夹毂之木和车舆无论何者,都是指相互依存的状态。《左传》上引用古代谚语,就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句子,用之以形容那些受分封的诸侯王之间密切的邦交关系,是很恰当。先民使用的金文里有牙这个字,形如两个左右相反、却上下相嵌合英文大写字母“F”。这就是在告诉我们,牙,没有孤立一颗而能存在的。
牙字也有“咬”的意思,不过,作为动词的牙字只生存了很短的时间,大约就是汉代,此前此后几乎都不用这个字表示啮咬。但是作为名词的牙,意义分化得便不少了。有专指象牙的用法,也可以借指形状像牙齿的佩玉类器物。
另有一些时候,牙就像“卓”字一样就是一面旗帜的象形符号。作为旗帜的“牙”,与原先动物嘴里这坚硬、锐利咀嚼工具全然无关,根本就是另一个字符,所指就是一种特殊的将军旗。于驻守、行军以及作战之际般咸信:牙旗就是将帅的象征,万一折毁,于领军之人极端不利。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旗号的意义开始,“牙”既可以指军中将帅所居之地,又可以衍生出第二个动词的意义:驻扎。甚至,此字也用来称呼西北突厥等民族(特别是指那些常保机动战斗能力的民族)的王庭。再过一段时间,不只是军队中有旗帜的长官可用,这个字甚至被用来借指一的官署(也就是后来的“衙”字)了。
牙,也有中介之意。就饮食惯性言之,食物落肚之前,必须经由齿牙啮咬碾磨,才好消化,这是一个可能的意义来。此外,让我们回头看一看那两个左右相反、却上下相嵌合的英文大写字母“F”,便不难理解,相互依靠相互结合,本来就是牙的生存之道,是以居说合买卖双方相互交易牟利之事遂以“牙”冠之,而有了“牙人”、“牙行”、“牙市”这样的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