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写道,此在容易被一种叫 das man-
“常人”( the They)的东西所摆布,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实地活着就要抵抗或战胜这种影响。但这并不容易,因为 das man非常模糊不清。这个Man在德语中的意思,不是英文里的man(那个man在德语里是 der 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点儿像英文中用来泛指的one或者they,比如“ one doesn' t do that”(人不干这事儿),或“ they say it will all be over by Christmas”(人们说圣诞节之前,一切都会结束),所以, the 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译,只是它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某个“在那里”的群体,与我无关。但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看来, das man就是我。它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寻觅;它不是确切的事物,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样,它随处可见,以至于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留心, das man就会取代我,替我做那些本该由我自己来做的重大决定。它会耗尽我的责任或“答复”( answerability)。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让我们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和他们相反,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离开了:她得益于一教强力的警告,纳粹刚刚掌权之后的1933年春天,阿伦特在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研究反优主义材料时遭到速捕,她的公寓被搜查,她和母亲被短暂收押,被放后,她们在连相关手续都没有办理的情况下便逃离德国穿越边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们逃走的方法现在听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种不真实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在边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门开在德国,后门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家人会邀请人们来吃饭,然后晚上让他们从后门溜走。

在他写于1932年而发表于灾难性的1933年的论文《论本体论的奥秘》( 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中,马塞尔写道,人会容易囿于习惯和普遍观念中,对财产和熟悉的场景产生一种狭隘的眷恋。因此,他敦促读者去培养一种在面对各种境遇时,自己仍能保持“有暇”的能力。类似的disponibilite( availability,有暇性)观念,早已被其他作家探索过,尤其是安德烈·纪德( Andre Gide),但马塞尔把它变成了核心的存在主义信念。他明白这会有多稀有和艰难。大部分人都会掉进他称之为“挛缩”( crispation)的东西中:一种紧绷、被硬壳覆盖的生命形式—“仿佛我们每个人分泌出一种壳,它会慢慢变硬并囚禁我们。”

1933年5月27日,在一个挂满纳粹横幅的大厅里,海德格尔对着一大群大学教职工和纳粹党员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如果要想感受一下他在那个时期讲话和思考的方式,可以读读这篇演讲。他的讲话大部分反映的都是纳粹党的纲领,比如谈到了德国学生该如何把以前那种所谓的“学术自由”,替换为劳动、军事和“知识”服务。

无论如何,大多数不赞同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人,很快就学会了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一支纳粹的游行队伍从街上经过,他们要么溜之大吉,要么一边像其他人那样不得已地敬礼,一边自我安慰说,我不信仰纳粹,所以这个动作不会有任何意义。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Bruno bettelheim)后来曾写道,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会为举起胳膊这种小事而冒生命危险—但人们那种抵抗的能力,正是这样被一点点侵蚀掉的,最终,人们的责任心与正直感也会随之消失。

《存在与时间》中至少包含了一个本应被用来对抗极权主义的伟大观念。海德格尔写道，此在容易被一种叫das Man——「常人」（the They）——的东西所摆布，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实地活着，就要抵抗或战胜这种影响。但这并不容易，因为das Man非常模糊不清。这个Man在德语中的意思，不是英文里的man（那个man在德语里是der 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点儿像英文中用来泛指的one或者they，比如「one doesn't do that」（人不干这事儿），或「they say it will all be over by Christmas」（人们说圣诞节之前，一切都会结束），所以，the 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译，只是它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某个「在那里」的群体，与我无关。但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看来，das Man就是我。它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寻觅；它不是确切的事物，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样，它随处可见，以至于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留心，das Man就会取代我，替我做那些本该由我自己来做的重大决定。它会耗尽我的责任或「答复」（answerability）。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让我们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
我对我的「常人自我」很熟悉，但对我未异化的声音并不熟悉——所以，怪事出现了，我的真实声音反倒听上去是最陌生的。我也许听不到它，抑或听到了，但不知道那是我在呼唤。我可能错把它当作来自远方的某种东西，也许是一声微弱而尖锐的恸哭，就像1957年的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中被缩小的主人公无人听到的求救声一样——这部电影是20世纪中叶对真实人性力量正在消失的恐慌最有力的表达之一。

这种形势下，革命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但是它会倒向何方，是共产党还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没人能猜得出来。薇依希望会是左派，但她担心，在令人绝望的时代，相较于社会主义者那种模糊不清的平等梦想，纳粹集会上统一的制服和严密的控制会更具吸引|力。她猜对了。1933年1月20日，保罗·冯·兴登堡总统领导的那个软弱不堪的联合政府，在重压之下屈服，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曾备受奚落的边缘人物，现在一下子掌控了整个德国及其资源。3月5日的选举，进一步增加了纳粹党的多数席位。3月20日，一项新的授权法案赋予了希特勒近乎无限的权力。随后，他经过一夏天的时间，将其进一步巩固。就这样，自杏子鸡尾酒谈话后阿隆力邀萨特去德国，到萨特搬去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