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窖和酒吧里,哲学家真的时常与爵士乐明星勾肩搭背,跳舞到天明。梅洛-庞蒂在左岸的常客中尤为受欢迎,以他的好心情和善于调情的魅力而闻名。维昂观察到,他是“唯一一位会真正邀请女孩去舞池跳舞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带着朱丽叶·葛瑞科跳舞时,他还会应她的要求,一边和她在舞池中摇来摆去,一边教她一点儿哲学。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萨特举了一个闹钟的例子:闹钟响起,我乖乖下床,仿佛我无法自由地考虑自己是否真想起床,所以除了服从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近来的一些软件应用程序,其背后也是类似的想法,比如,它们可以在你想要工作时,屏蔽掉小猫小狗的视频,以防你不可救药地看下去。你可以将其设置为限制你在特定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或让你完全上不了网。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这类程序中最流行的一款名叫“自由”。

对萨特而言,觉醒的人,既不是在咖啡馆和公园盯着东西看的罗冈丹,也不是像汤姆·索亚粉刷篱笆一样假装快乐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是一个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之事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不过,让克尔凯郭尔震惊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撤销献祭,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似乎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被迫彻底离开了正常人性和父爱保护的领域,但不知何故,亚伯拉罕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很爱儿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正如他写道的,亚伯拉罕“无限地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诞的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这正是加缪认为他的现代读者需要去做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无关上帝。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缪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而加缪同样认为,日常事务中类似的基本崩溃,可以让我们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加缪在书的结尾,让西西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荒诞,重新恢复了他无尽的劳作。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

南方至少吃的更多,不过他们买不起多少。缺乏营养使他们虚弱不堪,很容易发生事故。有一次,萨特骑车时摔了个四脚朝天,而波伏娃则撞上了另一辆自行车,脸上被狠狠磕了一下,一只眼睛肿了起来,还撞掉了一颗牙。回到巴黎几周后,波伏娃挤下巴上的一个疖子时,感觉到了一个坚硬的白色小块被挤了出来。原来她被撞掉的那颗牙,后来嵌进了下巴的肉里。

波伏射继续着她的工作,依然在反复修改《女宾》。闲瑕之余:她还和两个学生发生了关系;娜塔莉索罗肯( Nathalieade)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 bianca| lierenfeld)—这两个年轻女人后来也与萨特有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