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纳粹政府净化“遗传病”的计划演变为一场更大灾难的序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与之前的灭绝(针对失聪、失明失语、跛足、残疾以及智障人员)行动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屠杀期间,有600万犹太人、20万吉卜赛人、几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在集中营与毒气室中惨遭杀害。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与早期的灭绝计划本质上一脉相承,纳粹主义正是在野蛮优生学的“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卑鄙伎俩。“种族灭绝”( genocide)这个单词的词根与基因"gene”同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纳粹主义盗用了基因与遗传学的名义为延续其罪恶进行宣传与辩解,同时还驾轻就熟地将遗传歧视整合到种族灭绝的行动中。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与残疾人(“他们的思维或行为不能和我们保持一致”)的行为只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前的热身运动。基因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在悄无声息中与身份混为一谈,然后这些带有缺陷的身份被纳粹主义利用,并且成为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借口。

生物学家弗里茨·楞次( Fritz Lenz)曾说过,纳粹主义不过是某种“应用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