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他们的欧洲同志失去权力的时候把持住了权力的问题,仍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使用武力的意愿;或许是对党被推翻后发生混乱的担忧;或许邓小平版本的“资本主义”真正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尽管他们政治表达的机会受到了严重的阻塞。

在1991年12月25日—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两年后的纪念日、入侵阿富汗12年后的纪念日,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之后—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向美国总统打电话致以圣诞节祝福,向叶利钦移交了发起核进攻所需要的密码,并且拿起了他将要签署正式终结苏联存在的命令的钢笔。可这支钢笔没有墨水,所以他不得不从报道这一事件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able News Network)工作人员那里借用了一支笔。0尽管如此,他已决意以最好的表情来面对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在告别演说中疲惫不堪地宣布:“‘冷战’、军备竞赛和我们国家疯狂的军事化都已经终结,这一切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扭曲了我们的思想并且削弱了我们的士气。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不再。”
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约翰·保罗二世、邓小平、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莱赫·瓦文萨甚至鲍里斯·叶利钦式的领导人。他们的头脑中都有目的地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相比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想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又不愿意使用武力这样做。这正是他特有的不幸之处,即这些目标都是相抵触的,他无法在实现这个的同时又不放弃那个。于是,最终他放弃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帝国和他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使用武力。他选择爱戴而非畏惧,违反了马基雅维利给王子的建议,他也因此不再是王子。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毫无意义。但这使得他成为有史以来最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尽管如此,如同1789年革命,1989年的东欧剧变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在尘埃落定后回顾往昔并条分缕析其中的原因:对二战和平协议中的临时性划分变成战后那时代永久性分割的沮丧失望;对造成这种僵局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未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满;权力发生了一种由本应拥有的强大向貌似无能的缓慢变化;做出道德判断的独立标准意外出现。在感知到这些趋势后,这些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演员-领导者们找出了一些方法,使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冷战无须再继续。尽管如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它的终结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