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他们的欧洲同志失去权力的时候把持住了权力的问题,仍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使用武力的意愿;或许是对党被推翻后发生混乱的担忧;或许邓小平版本的“资本主义”真正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尽管他们政治表达的机会受到了严重的阻塞。

从列宁开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长期合作,因为他们将对利润的追求置于政治之上,这种出于本能的贪婪迟早会占上风,而无产阶级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待对手自相残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曾说:“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派所结成的同盟将赢得战争胜利,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派要阻止希特勒统治一切。而在将来,我们也将反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派。”

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他在1946年预言道:“如果发生另一场大战,原子武器将会被使
用。”这位主持制造这种炸弹的项目的人有着正确的逻辑,但是冷战颠覆了它;相反,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由于核武器可以在任何新兴大国的战争中被使用,于是这样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毁灭性装置借助它们的发射工具可以在瞬间抵达任何地方,将所有国家置于危境。
结果,保护某国自身的领土是过去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它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争夺领土,作为另一个传统上爆发战争的原因,比起以前也不那么有利可图了。在一个总体脆弱的时代,获得势力范围、坚固的防线、战略性的咽喉要道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类资产日益降低的价值已经被人们谈论了许久,苏联甚至在解体之前就已经和平地大量放弃了它们。
在卫星侦察和其他情报技术的突破,也使得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因为这些情报技术降低了出其不意地发动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消除了隐藏发动大战意图的条件。奇袭仍然会发生,例如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这只是由于情报分析而非情报收集的失败。从1991年初科威特被解放开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现他的军事部署竞如此一目了然,并因此完全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于是他不得不选择撤退。战事部署的完全透明是冷战中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副产品,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奖赏那些试图阻止战争的人,阻挠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人。

在1991年12月25日—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两年后的纪念日、入侵阿富汗12年后的纪念日,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之后—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向美国总统打电话致以圣诞节祝福,向叶利钦移交了发起核进攻所需要的密码,并且拿起了他将要签署正式终结苏联存在的命令的钢笔。可这支钢笔没有墨水,所以他不得不从报道这一事件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able News Network)工作人员那里借用了一支笔。0尽管如此,他已决意以最好的表情来面对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在告别演说中疲惫不堪地宣布:“‘冷战’、军备竞赛和我们国家疯狂的军事化都已经终结,这一切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扭曲了我们的思想并且削弱了我们的士气。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不再。”
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约翰·保罗二世、邓小平、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莱赫·瓦文萨甚至鲍里斯·叶利钦式的领导人。他们的头脑中都有目的地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相比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想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又不愿意使用武力这样做。这正是他特有的不幸之处,即这些目标都是相抵触的,他无法在实现这个的同时又不放弃那个。于是,最终他放弃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帝国和他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使用武力。他选择爱戴而非畏惧,违反了马基雅维利给王子的建议,他也因此不再是王子。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毫无意义。但这使得他成为有史以来最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尽管如此,如同1789年革命,1989年的东欧剧变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在尘埃落定后回顾往昔并条分缕析其中的原因:对二战和平协议中的临时性划分变成战后那时代永久性分割的沮丧失望;对造成这种僵局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未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满;权力发生了一种由本应拥有的强大向貌似无能的缓慢变化;做出道德判断的独立标准意外出现。在感知到这些趋势后,这些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演员-领导者们找出了一些方法,使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冷战无须再继续。尽管如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它的终结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决然。

出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很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在他1987年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 Perestroika)中,他回应了舒尔茨的思想。“经济如何能发展,”他问道,“如果它为落后的企业提供了优惠的条件,却对最先进的企业予以处罚?”当里根在1988年5月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优点的演说。站在一座巨
大的列宁头像下,总统谈起了电脑芯片、摇滚明星、电影和“手无寸铁的真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学生们向他回以了热烈的掌声。不久,戈尔巴乔夫向里根的继任者乔治H.W.布什重复着他所学到的:“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统一的
体化的欧洲经济……无论我们是否希望,日本是世界政治的又一个中心……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现实…我重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力量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的重大事件。”
但是,这大部分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言辞: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像邓小平所做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直接倒向市场经济。他在1988年底提醒政治局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通过“借用社会主义的计划、国家管理以及……更多的社会公平的原则来挽救美国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可以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挽救社会主义,只是还不确定该如何去做。“被反复重申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十月纯净思想’的咒语,”数月之后切尔亚耶夫观察到,“在那些世故的听众中激起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他们觉察到在这些(口号)背后空洞无物。”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它无法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高效劳动力提供激励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实践表明市场提供了这些最好的激励。”

戈尔巴乔夫的敏感性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就任领导职位前到外国旅行的经历使他认识到,“那里的人民………过得比我们国家的好很多”。似乎“我们年迈的领导人们不那么担心我们无可否认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我们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先进科技领域的落后”。但是他并不清楚对此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国务卿舒尔茨—这位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仁不让地要对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教育一番。
早在1985年,舒尔茨就已经开始给戈尔巴乔夫讲解为何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人民必须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到处流动、迁移和旅行……否则,他们就无法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苏联的经济必须进行剧烈的改革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应当由你来莫斯科掌管计划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点子比他们多。”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后来舒尔茨所做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利用去莫斯科的机会给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当起了辅导员,甚至带着圆形分格统计图来到克里姆林宫以说明他的论点,即只要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就会越来越落后于发达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可塑性在同里根打交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里根一直坚称,如果他能够同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便能够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意思。但这对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而言都没有可能实现,这使得里根热切地希望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尝试一番。这位新的克里姆林宫老板,带着怀疑的心态,精神抖擞地来到日内瓦;他声称,总统试图“利用军备竞赛……来削弱苏联……但是我们能同任何挑战进行较量,尽管你们可能不这么认为”。里根回答说:“我们更倾向于坐下来谈,并且废除核武器,连同它们一起被除掉的还有战争的威胁。”星球大战计划可以使这成为可能,美国甚至愿意与苏联分享这种技术。里根情绪激昂,戈尔巴乔夫抗议道: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个人的梦想”。里根反驳道:为什么“寻求发展这种针对可怕的威胁的防御系统,竟会令人如此恐惧呢”。峰会无果而终。
但是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公开提议,美国和苏联共同承诺到2000年前使世界摆脱核武器。犬儒主义者认为这是在试探里根是否真心实意,但是切尔亚耶夫觉察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动机。他断定,戈尔巴乔夫“的确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军备竞赛。他之所以甘冒这个‘风险’,是因为他明白这根本没有风险——
因为没有人会攻击我们,即便我们完全解除武装”。
两年前,安德罗波夫还认为里根有能力发动一场突然袭击。而现在,戈尔巴乔夫自信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里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总是对苏联领导人说“相信我”。在同里根会面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这么做。

这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的意图所在。它是一种对所谓脆弱性可以保障安全的说法的挑战。它对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表示怀疑,而后者是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核心部分。它利用了苏联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落后,苏联人清楚在这个领域中他们无法与美国匹敌。并且
它以能够降低核战争的风险的说法来粉饰这个项目,从而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声势:里根坚称,星球大战计划的最终目的不是冻结核武器,而是宣布它们是“无效的和过时的”。
最后一个话题反映了里根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名成为美国总统的废核主义者。他对此毫不隐瞒,但是作为一名右翼共和党的反共且具有军事性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一名反核武器的积极人士,这种可能性挑战了人们头脑中老套的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里根在“邪恶帝国”演说中反复重申的许诺:“保持美国的强大和自由,同时我们通过谈判真正地、可证实地削减世界核武库,并在未来某一天,在上帝的帮助下,将它们全部销毁。”
里根坚定地执着于星球大战计划,它不是一项要在未来谈判中被放弃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这并不排除可以用它来虚张声势:尽管美国已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没有染指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计划,但是里根的演说使犹如惊弓之鸟的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的确会这么做。多勃雷宁回忆道,他们相信“美国的科技潜力已经再次占据上风,并且视里根的表态为一种真实的威
胁”。为了在进攻型导弹上赶上美国,他们的国家已经筋疲力尽;而现在突然之间,他们又要面临一轮新的竞赛,并且这场竞赛所需要的技术却是他们根本无望掌握的。而美国人似乎镇定自若。

里根最为重要的行动发生在1983年3月23日,他拒地摆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观念,这一表态让克里姆林宫、大部分美国军控专家以及他的许多顾问都十分吃惊。他从来不认为这个战略有什么意义:它就像两个西部老枪手“站在小酒馆里用枪指着对方的脑袋并一直僵持下去一样”。当得知美国对来袭导弹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措施并且在威慑战略的奇怪逻辑中这算是一件好事时,他深感震惊。因此他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演讲中问道:“如果……我们能够在战略性弹道导弹到达我们或我们盟友的领土之前就进行拦截并将其摧毁,怎么样?”这是一个类似“皇帝的新装”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华盛顿中没有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人敢于提出。
原因在于,稳定在美苏关系中超越其他而备受珍视。若要建造针对进攻性武器的防御设施,那么人们就会质疑说,这么做会破坏威慑战略赖以维系的微妙的平衡。如果人们从静止不变的角度去理解,这是有道理的一如果人们认为核平衡定义了冷战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下去的话。但里根是以一种革命性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苏联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号召力,它正在失去曾经拥有的经济实力,并且它作为超级大国的生存问题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里根看来,这些因素就使得稳定成为一种过时的甚至不道德的优先事项。如果苏联正在瓦解,那么如何证明把东欧人民抵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质是合理的?或者,继续让美国人充当同样令人厌恶
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观念的人质是可行的?为什么不加速苏联解体的进程呢?

1981年3月30日,就在有人试图夺取教皇性命的六个星期之前,里根险些在另一场有预谋的枪击事件中遇害。苏联与这次袭击毫无瓜葛:这不过是疯狂的年轻人约翰·欣克利( John W. Hinckley)为了吸引他的偶像女电影明星朱迪·福斯特( Judie Foster)的注意而采取的行动。这场致命性的行动背后所隐藏的荒谬的动机表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因为如果里根的副总统乔治·H.W.布什( George H.W.Bush)在这时接替他出任总统,那么里根的总统任期就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美国也不可能对冷战现状做出任何挑战。布什与和他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对外政策专家一样,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永恒的特点。而里根则如同瓦文萨、撒切尔、邓小平
和约翰·保罗二世,绝不落窠臼。
他与他们有着共同之处,相信可以用语言的力量、思想的潜在影响力和戏剧性事件来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冷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太多地方有太多的人屈从于相信它将永远延续下去。他试图通过利用苏联的弱点、展示西方的实力以打破这种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僵局。他偏爱的武器是公开演说。

缓和政策的中心环节是美苏为限制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努力。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开始于1969年底,到1972年达成了一份限制双方可部署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数目的协议,以及一份规定除针对此类导弹的象征性防御外禁止开展其他防御部署的条约。这些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峰会上签署的所谓“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SALT I)协定”意义重大,原因有若干:它们反映出,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认识到,继续开展军备竞赛只会使它们都更不安全。它们代表着美国方面承认,苏联目前已经有拥有了同等的核实力,并且在某些武器方面占据优势。它们使“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逻辑合法化:维持对核打击的不设防状态是避免发生核战争的最好的方式。并且,它们接受把卫星侦察作为一种核实对方是否遵守这些协定的方法。

当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6月2日亲吻华沙机场的土地时,它开启了这样一个进程:波兰的共产主义将走向终结,最终欧洲其他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也难逃同样的命运。数十万他的同胞为他的到来欢呼、高喊:“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第二天,上百万人在格涅兹诺( Gniezno)向他致敬。随后一天,在琴斯托霍瓦( Czestochowa),欢迎的人群更为壮大;在这里,教皇意味深长地提醒当权者,教会对宗教自由的宣扬“完全符合包括《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国家和国际基本文件中制定的原则”。

1975年初,《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国会两院获得了通过,几个月之后尼克松辞职。苏联以取消所有同美国的贸易协定作为回应。结果,移民、贸易以及缓和政策自身都深受其害:无论冷战中曾经开始的“解冻”进行得如何,现在似乎都结束了。这些事件已经开启一个不同的进程。通过一种包括了自身宪制上制约和平衡、一位雄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总统志向,以及一位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的总统的权力日益减弱等诸多因素在内的迂回曲折的过程,美国最终采取了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一致的立场:无论国家主权或是外交需要,都不允许任何国家以其乐意的任何方式对待自己的公民。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公正准则,也应当至少有一种有关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必须获得优先的考虑,甚至优先于稳定冷战秩序的任何努力。

如果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可以提高法律标准以确保这一点——那么,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可以对那些相对比较独立的道德标准负责吗?在冷战的国际体系中,难道学会“根据需要………有做不善之事”,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从“善”的意识吗?此外,缓和政策在当中该置于何处呢?
按照任何传统的道德准则,很难为人为地分裂诸如德国朝鲜和越南这样完整的国家找到合理的理由,可是美国及其盟国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耗费了数十亿美元来维持这种分裂。它牺牲民主的价值观,以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右翼独裁统治的方式来阻止左翼独裁统治的出现,自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如法炮制这种做法。如果某人认为大规模劫持人质是一种符合人性的行为,那么,直接把平民置于核毁灭危险下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当然就成为合理的。而美国的战略家的确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来威慑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这样巨大的灾祸。随着冷战逐渐展开,他们由不为这种对道德准则的妥协感到抱歉,发展到视这种妥协为必需的、道德的甚至可取的。“习惯了道德上的麻木后,对美苏关系稳定性的衡量就被建立在公平性之上,因为另一种选择太恐怖面令人难以设想。一旦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同乘一条船,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希望去摇晃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