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

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有时管理人员感到诧异，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堪称表率，甚至因为品行端正当上了十人组工头，突然却仿佛有鬼附体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看着他就令人诧异。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还要考虑到一点，囚犯个性的几乎任何自发的表现都被视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觉得，表现得强烈与否是无所谓的。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所以要想方设法，千万不要弄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能安心一些。

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

总之，像M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M不了解A入狱的原因。相反，A却看出了他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立即使他相信，他被流放与告密完全无关，和M被流放几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M大喜过望，以为遇到了知音。他在服苦役的初期照料他，安慰他，料想他一定有困难，便把自己仅有的钱都交给他，供他饮食，拿出必需品与他合用。可是A却立刻就敌视他了，恰恰是因为他品格高尚，因为他那么愤慨地看待一切卑鄙行径，恰恰是因为他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一有机会便急忙把M在闲谈时对他谈到监狱和少校时所说的话，通通向少校告发。因此少校极其憎恨M并迫害他。要不是警卫长进行干预，他就会大祸临头。后来M知道了他的卑劣行径，A不仅毫无窘态，甚至还喜欢与他相见，嘲弄地看着他。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得意。

A是根据少校的要求秘密监视我们的，少校在喝醉酒扇他耳光时，就骂他是特务和密探。往往就在他挨打后，少校立刻坐到椅子上，命令A继续作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杰出的画家，几乎把他视为布留洛夫，这位画家是他也听说过的，但还是认为有权打他的耳光，他的说法是，即使你就是那位画家，现在却是一名苦役犯，即使你就是大画家布留洛夫本人，而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因而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在我看来，在我劳役生涯的整个时期，A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肉体享受，他能极其冷血地屠杀、宰割，总之无所不为，只要能销赃灭迹。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是很了解A的。这是一个例子，在精神上不受任何规范、任何法制制约的人的肉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看着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我是多么反感哪。这是一个怪物，精神上的卡西摩多[4]。而且他又狡猾又聪明，相貌英俊，甚至受过一些教育，有能力。不，社会上有这种人比火灾更糟糕，比瘟疫和饥荒更糟糕！

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他们。这些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而且几乎在任何人面前都泯灭自己的个性，而在共同活动中所扮演的甚至不是二流角色，而只是三流角色。

“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