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纵乐的困惑抗争的时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人一个反复出现的焦虑，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如果没有两千年的话。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恢复农业秩序的努力，而且还借助了这种恢复。洪武皇帝限制人员流动，其经济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量。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与此同时，为了军事供给和人员调动（张涛的官事迁调肯定走了至少两万公里的路）的方便，洪武对信息交通手段进行投资，使得各交通系统得以改进，这使商品流通变得更为容易。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牙商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从背后推动了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同样也包括思想和社会地位的变动，而市场则拉快了这种运动。国家支配的交通系统、国家资助下的自给自足，与洪武皇帝的这些设想相比，商业化并非是简单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相反，后者恰恰是前者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