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 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卜正民
  •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CNY 49.80
  • ISBN:9787549587506
  • 2018-05-22 20:49:26 摘录
    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浪漫爱情的理想境界,将他们政治上的隐退引向了与艺妓的交往世界中,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在失意官场和卑微政治地位中丢失了的道德优越感。结交艺妓成为一种隐喻意味颇浓的行为。文化造诣高的男子将他们自己的这种两难处境典型化为作品中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男主人公。他们花钱纳在某一方面文化修养极高的艺妓为伴,部分地吸纳了命运悲惨的艺妓的人格特征,藉此来表现他们自身的殉道感。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22 17:42:24 摘录
    弗兰西斯科·布雷(Francesca Bray)提出,从明代后期开始,妇女在纺织生产中逐渐被排挤到次要位置,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男子取代了她们原来的位置。在丝织业中,男子承担了织丝成布的工作,而将报酬低得多的其他生产工序(如缫丝)留给妇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书中插图描绘了妇女在照料丝蚕和操作纺轮(见图31),而在织机后面画的都是男子。农村的妇女们仍在织棉布,但是在城市里男子所从事的踹(布)、染(布)工作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布雷认为,到了清朝末年,妇女控制的唯一一个棉织业生产领域就是家用土布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再像明代后期那样获取货币收入了。起初将妇女带入农村家庭纺织工业中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她们的劳动的边际化],使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降低。尽管存在这种边际化的趋势,妇女的劳动对明代后期的商品生产过程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其中一些生产还得益于她们的手工技艺,而这在明代前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22 17:40:30 摘录
    布罗代尔从更大的问题意识——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出发,构建出关于近代初期欧洲商业发展的模式。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在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历史所特有的现象。其他的社会结构不一定都能发展出同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在解释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和中国明代历史时所要加以区分的,因为两个社会所处的环境在精英阶层构成、国家权力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后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然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利益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22 15:46:38 摘录
    研究明史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包买商制度在欧洲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种制度,商人通过向乡村的手工工人提供生产原料的形式预付资本,控制生产过程。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纺织业工人也同样地被吸收到了包买商制度中,同样迈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朱国祯的记载中,用的是“易”这个字而不是“卖”,这就说明生产者不是每天都为出卖他们的产品讨价还价,而是为一个固定的客商进行生产,这个商人控制着从原料(轧过的棉花)购买到成品布的分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其他江南棉织业的记载,也提供了类似的线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商人依靠资本的力量控制生产过程,而不是操纵或垄断地方市场。包买商不只是通过某天早晨向纺织者卖原料、第二天早晨再购买他们的产品的形式从生产分工中获得好处。通过提供生产原料和掌握生产速度,他购买了这些纺织者的劳动力,从内部控制了生产过程。然而,在明朝后期,商人通过在生产过程外部获得利润的方式,对家庭纺织业生产进行控制,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垄断纺纱者和织布者出卖产品的地方市场;通过高利贷,将生产者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田中正俊对这一论点的论述最为有力和令人信服。他始终强调欧洲包买商制度和中国的以产品换原料的制度间的不同,后者“不能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的力量”(这里的发展指的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发展),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关系。这一观点对纺织业在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异议,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在谈到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往往就持后一种观点。明代后期的商业经济内确实出现了不同于前期的消费性经济的东西,确切地说,这也不同于明中期的大规模的剩余农副产品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也更不同于同时期出现于欧洲的生产关系。
    重要的说法,值得思考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22 15:43:44 摘录
    (和蚕丝业的发展)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或许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嘉兴以北地区植棉业的扩展。据说松江府有一半人从事棉花种植,其境内的上海县比例更高。在嘉兴的部分地区,有人夸张地认为该地区土地植棉率接近90%。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江南的纺织者用这些棉花织成的棉布的数量。事实上,当明代后期劳动力从植棉业向更有利可图的棉织业转移的时候,江南的原棉生产很快滑坡,而不得不转而从地区外输入原料。到万历年间,商人们将更多的轧过的棉花从外地船运至此。其中有些是从山东和河南两省沿大运河南运过来的,其余的则自福建、广东二省经东南沿海运到这里。上述两个地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满足了江南棉织业的原料需求。中国南部的原棉生产通常是由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地主和佃农劳动完成的;而华北地区的植棉业则多以使用雇工种棉、轧棉的大型种植园为生产形式。明后期山东、河南二省经济的迅速商品化——这在日益增长的农村市场中得到反映——部分是由于受到国家以银征赋的刺激,但这种刺激作用与江南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及大运河提供的费用低廉的交通条件相比,无疑处于次要地位。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22 15:38:03 摘录
    严格来讲,大多数投入市场的粮食或许不是作为商品被生产的,但是商人们是抱着它可以被出售的目的而收购回来的。更重要的是,粮食缺乏区有了一个稳定的贸易粮来源,意味着人们可以依赖市场取得粮食。这样,粮食市场于是促使其他物品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尤其是纺织品。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18 12:42:48 摘录
    从1629年开始,崇祯皇帝批准关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以便节省每年十万两的国库开支、缓解地方民众的沉重负担。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被挪作军用,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明朝的财政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国家通讯系统人员极度短缺,与此同时,被裁减的驿卒——像之后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一样——开始在他们原来服役过的官道上剽掠来往的乘驿者。连接各县治的官道面对这种剽掠尤其不堪一击,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驿传通信网络。明朝后期的地方官员就不得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当地筹资来保证国有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继而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官道的畅通,从而为明末席卷全国的军事斗争埋下火种。清初,顾炎武从这一严峻的结局出发,考察官员乘驿制度的衰落,将明朝的灭亡归因于驿传制度的废弛。尽管这一解释本身似嫌过于简单,但统治一幅员广大的帝国所必需的交通手段的丧失,确实是其最终覆灭的诱因之一。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18 11:33:04 摘录
    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曾禁书,但仅是偶然为之,并未形成制度。最有名的一次,是对李贽(1527—1602)著作的查禁。李贽强烈抨击儒家思想,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部分是由于他具备一定的能力,使自己的著作被广泛传阅。就连他与知名论敌间的往来信件,一旦攒够了一定数量可以出版,他都拿去刻印。张问达,那个对李贽提出弹劾并最终使他在北京的牢房里自杀的给事中,他在关注李贽的思想本身的同时,也对李贽的思想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在年青一代的地方精英人物中流传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一个人怎么想理应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李贽为自己的著作所起的书名,像《焚书》、《藏书》,说明他已预见到了自己著作的未来命运。但明朝政府发现,要查禁李贽的书着实不易。正如一位四川省的御史在1625年向皇帝奏报的那样:尽管多年前那里的地方官就收到了朝廷宣布李贽的著作为异端的通缉令,烧毁了搜剿到手的所有的李贽的著作,并禁止书肆出售;但“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善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商业性刻印书籍使禁书成为不可能,读者是很难被说服不读这些书的。
    “一个人怎么想理应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很典型的代表了政府的想法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18 11:29:38 摘录
    新的出版物中,不仅仅包括追求感官享受的那一类。在《天工开物》(本书采用了它的许多图片)的序言中,宋应星很担心别人会指控他背离正道,他非常谦逊地声称书中关于技术应用的知识仅是雕虫小技而已。他坚持说,只是由于他的朋友涂绍奎(1582?—1645)再三督促,他才将这部书稿付梓。他引用涂绍奎的话说:在涂氏看来,“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宋应星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是在写“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东西,但他却也喊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新态度:在什么可以撰写成文和哪些应付印刷出版之间不应有人为的障碍。宋应星补充道,对像他这样既没钱购置稀有版本、也没有路径进入可以获得这些知识的文人圈的人来说,书籍很重要。(宋应星怀疑自己著作并不具有吸引力,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对的。后来这部著作没再刊印,几乎散佚不见,仅在日本有刻本存世。)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17 21:01:57 摘录
    士绅们对于衰落的控诉充满了讽刺性,因为新的经济繁荣的得益者正是他们自己。经济繁荣可能不被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它使得一些条件变成可能。在这些条件下,某些家庭可以负担起进入士绅精英分子的圈子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化训练。士绅们自己承担着对于时代衰落的忧虑,而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在逐渐重构和界定精英分子的生活。人们普遍意识到,在他们抗议的背后,是对辨别焦虑并控制它的渴望,这种焦虑来自社会关系网,他们是这张大网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失去最多的输家。当然,旧的精英阶层在明代中叶的商业化旋涡中受到威胁,但没有了这些威胁,朱肜和张岳等人可能永远进入不了士绅阶层。一旦身处其中,他们不得不处处为他们的身份辩护,并在正德以来的纷乱世界中保持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诉诸儒家教育(朱氏),甚至考试制度的限制(张氏),作为守门者,去抵挡一波波日益强大的向上爬的平民,他们竭力要求进入士绅阶层。
    与现在何其相似乃尔?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09 08:08:07 摘录
    简单来说,明中叶的士绅的困境在于,他们要在缺乏采取公共行动的正式机会下,找到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就与皇帝的关系而言,他们是他的恭顺仆人,他们的行为要遵照儒家的原则。然而在地方上,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权力。他们的社会流动性给予他们一种非正式的权力,但它与儒家理想是不相符的,后者指的是在地方官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帝国秩序的服从与责任。同时,那种推动他们跻身显赫地位的社会力量,同样推动着下层的人往上爬,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竞争对手。他们用以摆脱这种困境的语言策略,是为世道的沦落而悲伤,并把自己视为文明的最重要的希望。
    概括的不错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08 18:29:01 摘录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一位河南的知县提出,《易经》视市场为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用以表明“盖以利民而通货也”。他进而以传统的方式争辩道,商人应该被征以轻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使国家与人民竞逐他们可能从商业贸易所得的利益。这位县令显然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推论,即国家调节市场的利益旨在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他并不像许多明初评论者那样,相信商人是坏人中的一类。不能调整市场使之作为公平交易的地方,不仅会把商人赶离当地市场,也会迫使他们投身走私活动以继续他们的贸易。他总结道:“驱农以为商,尤可也;驱商而为盗,不可也。”他并不特别认为农业绝对优于商业,他把确保市场良好运作也作为知县职责的一部分。
    还是挺有见地的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08 11:28:36 摘录
    徽商善于打进上层文化的圈子,特别是在扬州一带。明代中叶,这个城市得到“俗尚儒雅,士兴文艺,弦诵之声,衣冠之选,迥异他州”的赞誉。这里描述了奢华的士绅文化生活。假如徽商仍然在这社交圈子以外的话,很难想象扬州如何能够负担得起这些精美雅致的东西。事实上,徽商并非处于士绅社交圈子以外。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08 11:26:54 摘录
    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对徽州地区的研究发现,与边境运输制度重组同时发生的,是明代政府税收政策的转变。1494年,工部所要求征用的清漆和桐油不再以从地税收益中扣减的方法征收,而是分开作为地税以外的独立年征,这一转变使本地税收显著地增加了3777两。1515年,工部进一步向徽州征收两万株松树;接着,1523年,又增加了砍伐树木的征税。当以前无关紧要的杂项附加税在嘉靖年间(1522—1566)剧增时,从耕地获得收入的成本变得很重,以致很多人宁愿放弃占有土地而选择从事贸易。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
  • 2018-05-08 11:25:29 摘录
    从十二世纪开始,土地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推动下,徽州农业的早期商业化促使当地转而生产出口货品。茶是其中一种。明初,喝茶品味由茶粉转变为茶叶,从而促进了徽州茶的生产。粉状茶是经过加工程序将茶叶碾磨成粉,再将粉末压缩成为可以运送的茶饼。这些茶饼不会走味或变坏,比茶叶更易用船运输。明初江南士绅喜爱茶粉,大众口味却喜爱茶叶。洪武皇帝个人喜爱茶叶,宣称产茶地区的贡品只能是茶叶,尽管他的决定部分是为了打击围绕茶粉税征而产生的各种贪污行径。徽州从中得益不少,因为比起长江沿岸的其他地区,它的茶叶可以更快地船运到位于南京、杭州和苏州的茶业贸易和消费中心。
    使徽商攀登至明代商人财富顶端的,并不是茶叶的贸易,而是供应谷物到边境以换取盐引的开中贸易。随着1492年谷物运输转变为以白银支付,徽商越来越能够操控赚钱的卖盐专利权(以扬州近岸的盐场为基地),进入当时最富有的商人的行列。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