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们对于衰落的控诉充满了讽刺性，因为新的经济繁荣的得益者正是他们自己。经济繁荣可能不被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它使得一些条件变成可能。在这些条件下，某些家庭可以负担起进入士绅精英分子的圈子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化训练。士绅们自己承担着对于时代衰落的忧虑，而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在逐渐重构和界定精英分子的生活。人们普遍意识到，在他们抗议的背后，是对辨别焦虑并控制它的渴望，这种焦虑来自社会关系网，他们是这张大网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失去最多的输家。当然，旧的精英阶层在明代中叶的商业化旋涡中受到威胁，但没有了这些威胁，朱肜和张岳等人可能永远进入不了士绅阶层。一旦身处其中，他们不得不处处为他们的身份辩护，并在正德以来的纷乱世界中保持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诉诸儒家教育（朱氏），甚至考试制度的限制（张氏），作为守门者，去抵挡一波波日益强大的向上爬的平民，他们竭力要求进入士绅阶层。

简单来说，明中叶的士绅的困境在于，他们要在缺乏采取公共行动的正式机会下，找到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就与皇帝的关系而言，他们是他的恭顺仆人，他们的行为要遵照儒家的原则。然而在地方上，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权力。他们的社会流动性给予他们一种非正式的权力，但它与儒家理想是不相符的，后者指的是在地方官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帝国秩序的服从与责任。同时，那种推动他们跻身显赫地位的社会力量，同样推动着下层的人往上爬，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竞争对手。他们用以摆脱这种困境的语言策略，是为世道的沦落而悲伤，并把自己视为文明的最重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