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人格，将跟随我们直至坟墓。

童年时期是人们学习与所在社会相匹配的行为和谈吐，这种学习发生在深层次，一般不在我们的意识中。听到父母开始抱怨，孩子才发现自己把同伴的口音和行为带到家里来了。到了成年时期，当人们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谈吐方式时，会发现要改变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这些大部分潜意识、不自觉的行为就是本书要谈的，这些就是我认为是从自己的同伴那儿学到的，而不是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到的。 心理学家用“关键期”表示，在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如果某些事情要发生，就一定会发生。鸭子的印刻现象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他们使用“敏感期”说明某些事情可以在某一个时期很轻松地完成，但在别的时期完成就变得极其困难。童年是习得母语和塑造人格的敏感期，虽然在青少年时期可以进一步得到完善，但基本的框架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在童年和青少年群体获得的人格特质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即使我们的眼睛需要戴眼镜聚焦，但始终是“我”透过眼睛看世界。这个永久不变的“我”对它所栖息的身体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吃惊，多数时候是感到不满，偶尔会觉得有趣。因为外表变得越来越奇怪，老年人害怕年轻人不认得他们了。现在科技很发达，有些老年人试图停止或挽回身体上的变化，从而使外在的变化与内在的“我”不至于相差太多。

童年和青春期是行为养成的时期，而伴随这些行为的内在思想和情感会伴随这个人的终生。成年人的性格很难改变。詹姆斯说过：“性格就像石膏一样，一旦定型了就不能改变了。”一百年前，他就说：“人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惯，就好像大衣的袖子不可能突然有一个新的褶痕一样。”

在发达社会中，成年人一定要有一定的特长，和许多可供选择的专业。青少年就是选择的时期。当他们进行自我分类时，他们是在自我界定。他们选择走这一条路而不是走另一条路，这种选择并不是不能反悔，我小女儿就证明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理。但是错误的选择的确让他们失去了其他的机会。一个中学的同等学历不能等同于中学的文凭，二十八岁进大学跟十八岁进大学是不一样的。

但是童年也是分化的时期。通过与群体内成员或其他同龄、同性别的孩子比较，孩子得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长相漂亮还是相貌平平，是强悍还是软弱，是敏捷还是迟缓。当他们进入下一个年龄类别时，他们就会将这些理解一起带过去。

童年是同化的时期，是孩子向同龄、同性别的人学习同样行为的时期，这是他们社会化的方式。

青少年时期通常被认为是附和、从众的年龄，这个年龄的人最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受到同伴的影响。我认为童年比青少年更容易受同伴的左右。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所有被试者中，发现十岁以下的孩子最容易受到多数人的影响（该实验在第七章中已谈过）。在大多数孩子作出错误的判断时，只有少数年龄最小的被试会坚持自己正确的视觉判断。童年时期是感知从众压力最强烈的时期。

要解开青少年犯罪的谜团，必须了解四个因素：文化，文化中的年龄类别，年龄类别中的同辈群体，以及个体。有的文化培养冲动的、攻击性行为。在有三到四个年龄类别的文化中，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容易出现麻烦。在有不同群体的学校里，有的群体以表现差为荣，与表现好的群体相对照。在有许多群体的情况下，孩子们基于他们的个体特征，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的群体。 为犯罪青少年设计的矫正项目很不成功，参加过这些时髦项目的孩子再次犯罪的比例与那些没有参加过项目的孩子一样高，有时候甚至更高。这些孩子被送到监狱或工读学校，受到粗暴的待遇，他们再次犯罪的比例会更高。从这些信息里，我希望你能看出来，为什么一些犯罪的孩子跟另一些犯罪的孩子关在一起无法消除他们犯罪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在中学里，也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具有攻击性的青少年和那些喜欢刺激和危险的人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很相像。这种人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遗传性的，因此，当孩子寻找像他们一样的孩子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寻找相同的基因。

媒体渲染暴力，使暴力庸俗化，是过去三十多年里犯罪行为上升的主要原因。

中学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孩子们并不总是呆在自己的标签下，他们经常被归类到他们不喜欢的社会类别中。没有人愿意当书呆子。事实上，在典型的美国中学里，没有人愿意当聪明人，贴上这个标签的孩子通常没有运动天赋或不受大家欢迎，他们不能进入地位更高的群体。在许多白人和黑人青少年中，聪明人并不被看作是一种财富。如果你被认为是聪明人，只有当你还有别的才能被大家欣赏时，你才能与大家相安无事。

因为选择是随意的，又因为发达社会中孩子主要与同龄孩子在一起，每一群高中生或大学生都会创造自己的文化。每一个新的文化混合了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输入，例如媒体的输入、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上一届学生的文化，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创的用以区分他们与以往文化不同的内容，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

我并没有天真到相信每一片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有些乌云彻头彻尾就是灰色的。如果当年哈佛大学没有把我踢出来，而是让我读完博士；如果我不是因为身体不好，找一份可以在家里干的活；如果我有指导教师、同事和学生，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了常规的做研究的洗脑过程，成为学术界具有良好声誉的一员，我一定不会意识到教养假设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而且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它。我也不会写一篇文章说家长一点作用都没有，然后把它寄到莫菲特发表她的文章的期刊上发表。我也不会写这本书，你现在也不会读到这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