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从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几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亦为论文题目），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如果把文章的发表时间和作者身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声音很可能会被看成是“搏出位”。但只消对竹内实的思想变迁及其背后的心路轨迹多少有所了解，便能体味其良苦用心。
作为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学者，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准确地说，1972年的“建交”，其实是“复交”：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