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他们的方法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乔治·普列汉诺夫发明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介到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方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在前现代社会里，生命的目的在生命一开始就已经被赋予了：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人也能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日常的风俗和生存习惯之中，都有内在的意义，因为他们都继承自过去，因此也就值得复制。这种观念不是让世界前进，而只是循环。在现代社会里，生命的初始并不拥有任何目的，人们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被创造、被发现的。族群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延续，不再是人们存在的主要目的。他们的观念不再想要重复，而是去改变，去推动世界向前。日常的行为习惯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习惯被认为是偶然的、有时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死亡是一个大禁忌，一种荒谬的事，或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坏的事情。因为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无法回顾过去，无法确知自己完成了他们出生时即被设定的那个目标。这种认识永远高悬在头顶，在地平线之上的某个地方。而现代社会却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在生命的过程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哪种行为会变得让人尊敬。死亡带来的唯一确定的认识就是，每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一个人赖以为生的那些价值，都是可以被抹去的。

历史才是威尔逊著作中真实的主题，他成功激起的也是它想要相信的——就如维柯、米什莱、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还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信仰的——历史掌握着通向生命意义的密钥。尽管他错误地认识了列宁的性格，也错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在为1972年版写引言时，威尔逊还是有理由辩称：他的书建立了“一种关于当革命者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行动时，他们所思所想的基本可信的记录”。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是经验主义的，而历史写作则需要想象力。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获得信息，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信息的目的是——答案有点吊诡：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是为了获得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

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想象力的角色不是在于编造不在场的事物，而是去理解那些在场的东西。

正如《到芬兰车站》一书显示的，在1930年代，威尔逊就已经知道在苏联上演的一切。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在于列宁，也即这本书中的英雄，这本书将这个行动的人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模式。威尔逊承认他只能借助于那些被党控制的出版物，来完成自己对列宁的描述。如威尔逊自己所言，他无法接触到那些对列宁持有批判性的记录。但这并非事实：杜登出版社（Dutton）早在1922年就出版过流亡者马克·朗多·阿尔达诺夫（Mark Landau Aladanov）撰写的《列宁》。列宁具有领袖的魅力，并且他能激起一种无私的人道主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一桶人道主义的牛奶底部沉着一只死老鼠。”——1940年，纳博科夫在读了《到芬兰车站》之后对威尔逊这样解释。在他为FSG的版本所作的引言里，威尔逊的笔触匆匆掠过这只老鼠。在那引言里，他没有进行深入剖析（虽然他在安可版的一篇附录《1940年小结》中这样做了。在别处重印时这篇文章被改成《3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在该书的附录E里也有收录），但是斯大林时代的那些特征——实行恐怖行动、公开的审判，还有集中营——在俄国都发端于列宁。

除非你已经意识到非变不可，否则你压根无法改变

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或许真的已经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大多数内容旨在吸引人们本性中最卑劣、最爱好窥阴的一面。他也曾说过，目前在德国——或许在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某种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实在是过于经久不衰了。但是瓦尔泽和他的追随者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仿佛在暗讽这一问题是由局外人造成的，是他们给德国人硬塞了一种集体负罪感。但是现在，国家的正常化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人们正泰然自若地，以一种潜在的消极进攻方式，向任何心有疑虑的人证明这一点。
因此，“够了，适可而止”这种全新情绪，在目前阶段，只是在犹太人和异邦人的沟通中又增添了一层尴尬。倡导“终点线”的人们或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是令人失望的。
“终点线”运动的失败还产生了一个违反直觉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国在战后取得的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付出巨大努力而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赎罪和自由主义化，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给德国的。在瓦尔泽的带领下，大多数德国人现在都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永恒记忆过于把德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抱怨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巩固和内心折磨，我们能否期待终有一天，奥斯维辛会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走进历史课本，成为公众对过去的一种纪念？

在德国，人们在消费犹太人的故事。大屠杀也是。媒体杂志喜欢报道纳粹的故事，配之以希特勒及其政权其他领导成员的图片横扫首页。德国电视台也经常播出有关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纪录片。书店也在显要位置陈列有关二战的图书。

早些年，媒体对给德国人开脱罪名最感兴趣，任何犹太人如果对战后德国表示赞赏，就会迅速被媒体渲染为所有犹太人的发言人。如今，媒体意识到犹太人的愤怒也可以成为好故事的素材，十万犹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或报纸和电视台某个报道冒犯了他们，就足以让媒体报道个没完——他们根本不管实际情况或许——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都心知肚明——根本算不上什么过激言行。
因此，所有这些有关犹太人自以为是的论调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德国人自己着了魔似的指望犹太人或外国人来扮演监察角色。每当德国发生一起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犯罪，政治领导人都碎碎念一般提出“这会对国际舆论起到负面导向作用”，对此给予的重视不亚于对受害人遭遇的关注。类似的，某个重要公众人物发表了反犹评论，最后大家不是关注于他的蛮横言辞，反而又给犹太人贴了一个抓住评论不放的标签。

蒋介石通过实施自我外交战略，成功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战胜了日本。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可以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一个革命的原点、作为行动起点动机的领土问题，却大多无法解决。关于领土问题的解决，蒋想要恢复在近代之前的册封体制的主张随处可见。关于外蒙古问题，还主张“宗主权”。而与英苏有关的领土问题的外交交涉，在大国逻辑面前未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

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做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划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来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尼克松政权当时曾一度想把钓鱼岛连同冲绳一起交给日本。但同美国保持关系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极力反对，说如果把钓鱼岛给了日本，全世界华人都会倒向共产党政权。美国这时开始认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这时，美国正在和台湾进行纺织品贸易谈判，为了保住美国的利益，拉拢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遂决定在冲绳归还协议中，只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而有关主权让有关方面进行谈判。日本表面上应承了美国的这一主张，但冲绳归还协议签字后一直拒绝和中方谈钓鱼岛主权问题。基辛格曾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希望美国能有真正的中立立场。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一套《楚辞集注》。当时参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的人没人注意这个细节的意义，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那是因为田中首相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时，最初按日本习惯，用了“迷惑（めいわく）”一词，中方表示不满，认为道歉诚意不够。在《楚辞集注》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一句。毛泽东主席用送书的方式巧妙地告诉田中，仅用“迷惑”一词表示歉意是不够的。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您可能是除毛泽东之外，了解那次送书用意的第一人。

第一批唤起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的其实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是日本人本身，尤其是日本的左翼和记者，例如本多胜一。我在书里强调了这一点。在中日重新建交之后，日本左翼和一些主要报纸（例如《朝日新闻》）在70年代发表了一些日本记者在南京对生还者的采访，促使日本公众了解这件事。有的人说日本拒绝面对这段过去，其实是不对的。只有日本的右翼分子是这样，而这种看法被宣传为日本人的唯一一种立场。其实不是这样的，日本社会有多种意见，远比这更为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