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革”的实态如何，或者对中国实态的理解如何，当时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国家，对那些对资本主义体制感到某种闭塞感的人来说，“文革”带有某种“脱管理社会”的启示，因而受到追捧。也出版了很多图书，从革命论到哲学类等，不一而足。包括东京在内，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骚乱（Campus Riot）中，与切·格瓦拉像一起高举的，是毛泽东的肖像，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毛式制服（Mao Look）风靡国际时装界，也是这个时期。

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两种潮流：一是主要占领国美国所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思潮，另一种是试图描绘新的世界图景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这两股潮流在对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但在冷战体制下，是作为完全不同的对立抗争思潮，走过了复杂的轨迹。这种矛盾的象征，便是战败后不久即被释放、称联合国军为“解放军”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五年后复遭“红色清洗”（Red Purge）的事件。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正处于这种剧烈的动荡之中。

多数日本人并未意识到与中国真的打过仗、打输了。这种历史感觉的不一致性，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交涉中，也未曾消解。两国所承认终结者，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所谓“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终结，对国家的胜败，则完全没有触及。其理由在此先不谈，但众多的日本人在邦交正常化阶段，尽管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本身欢迎热烈，但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作为国家的日本是中国的“战败国”。对日本人来说，日中战争好像是一场有“敌人”却没有“敌国”的不可思议的战争。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虽然一向认为日本是曾经的“敌国”，中国是“战胜国”，但正如所谓“惨胜”的说法所传达的那样，中国抗战的“胜利”是胜利感大打折扣的胜利。当然，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友好”的一味强调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其后的历史教育中，“战胜国”宣传归宣传，但在“丑化”对手的抗日电影中，那种作为“胜者”的喜悦，终究是无法翻过头来体验的。
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对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亏欠的话，与其说是作为国家层面的“败者”，毋宁说如《日中联合声明》中所写的那样，是对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域的人们——即“中国国民”所造成的损害。这种道义上的“亏欠”和“补偿”，已经反映在“联合声明”中和其后历代日本政府的姿态中，特别是在与中方的民间交流活动中也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