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他们的方法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乔治·普列汉诺夫发明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介到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方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在前现代社会里，生命的目的在生命一开始就已经被赋予了：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人也能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日常的风俗和生存习惯之中，都有内在的意义，因为他们都继承自过去，因此也就值得复制。这种观念不是让世界前进，而只是循环。在现代社会里，生命的初始并不拥有任何目的，人们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被创造、被发现的。族群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延续，不再是人们存在的主要目的。他们的观念不再想要重复，而是去改变，去推动世界向前。日常的行为习惯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习惯被认为是偶然的、有时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死亡是一个大禁忌，一种荒谬的事，或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坏的事情。因为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无法回顾过去，无法确知自己完成了他们出生时即被设定的那个目标。这种认识永远高悬在头顶，在地平线之上的某个地方。而现代社会却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在生命的过程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哪种行为会变得让人尊敬。死亡带来的唯一确定的认识就是，每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一个人赖以为生的那些价值，都是可以被抹去的。

历史才是威尔逊著作中真实的主题，他成功激起的也是它想要相信的——就如维柯、米什莱、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还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信仰的——历史掌握着通向生命意义的密钥。尽管他错误地认识了列宁的性格，也错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在为1972年版写引言时，威尔逊还是有理由辩称：他的书建立了“一种关于当革命者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行动时，他们所思所想的基本可信的记录”。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是经验主义的，而历史写作则需要想象力。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获得信息，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信息的目的是——答案有点吊诡：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是为了获得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

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想象力的角色不是在于编造不在场的事物，而是去理解那些在场的东西。

正如《到芬兰车站》一书显示的，在1930年代，威尔逊就已经知道在苏联上演的一切。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在于列宁，也即这本书中的英雄，这本书将这个行动的人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模式。威尔逊承认他只能借助于那些被党控制的出版物，来完成自己对列宁的描述。如威尔逊自己所言，他无法接触到那些对列宁持有批判性的记录。但这并非事实：杜登出版社（Dutton）早在1922年就出版过流亡者马克·朗多·阿尔达诺夫（Mark Landau Aladanov）撰写的《列宁》。列宁具有领袖的魅力，并且他能激起一种无私的人道主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一桶人道主义的牛奶底部沉着一只死老鼠。”——1940年，纳博科夫在读了《到芬兰车站》之后对威尔逊这样解释。在他为FSG的版本所作的引言里，威尔逊的笔触匆匆掠过这只老鼠。在那引言里，他没有进行深入剖析（虽然他在安可版的一篇附录《1940年小结》中这样做了。在别处重印时这篇文章被改成《3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在该书的附录E里也有收录），但是斯大林时代的那些特征——实行恐怖行动、公开的审判，还有集中营——在俄国都发端于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