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由四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形式论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形成的，却在二十世纪初年由普列汉诺夫、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的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斥之以“意图谬见”，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大师不断。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就是证明。

第三个理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发展线索，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的是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伽德默与德里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到结构主义汇合各种理论，进入后结构主义，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着力点一直没有变，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叙述转向”。

——导论：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