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语言学以及从语义学发展出来的整个符号学体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的作用几乎像数学之于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分析语言的方法可以使用于其他学科；有时分析使用语言似乎成了解开其他学科之谜的钥匙。

￥瑞恰慈理论与索绪尔理论之对比正可投影为新批评的细读式个体批评与结构主义系统分析之对比。但这两个人的理论不是没有相似点：索绪尔把文本中词句展开所形成的词与词关系称为“横组合”（syntagmatic），把整个语言体系形成过程所赋予一个词的意义称为“纵组合”（paradigmatic），词义的确定，实际上是靠“空位”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从词的纵横关系网中抽掉这个词时，整个语言系统出现了空缺，这就是这个词的特殊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与瑞恰慈的语境理论相当相似。但为什么新批评只关注语义和单个作品的结构，而结构主义关注可以组成一个系统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呢？这是因为结构主义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系，和新批评派与语义学的关系不同。结构主义是将索绪尔关于语义的学说作为建立系统典型模式，而新批评派是直接应用语义学。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批评派的批评实践定义为一种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

——第五章：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学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存身于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理论激进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研究者采取的立场有文本来源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来，论文读起来像新八股，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知道其结论。我认为，这将会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

￥有没有可能把“西方文论”中国化？
当然能，从王国维到钱锺书，几代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证明绝对是能的。用先秦名学说符号学，用陆王心学阐发现象学，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用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创见，而且确实推动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很多人发现新批评特别适合中国化：杨晓明论梅尧臣“诗有内外意”是张力论，李良清以中国传统诗学的“气势”说张力；周裕楷论宋人“工拙相半”是“包容诗”；陆正兰以钱锺书“拟声达意”与“姿势语”相比较。这种工作常被人指责为“比附”或“局部中国化”，我觉得此种苛责完全没有道理。迄今为止，中西比较文学最切实的成果，依然来自这些点点滴滴但是切切实实的研究累积。

——导论：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

￥批判性，是这个理论的最关键词。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文化的各种门类，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讨论的对象。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不是批评理论所关心的，赞美演出成功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因此，像行为艺术，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哪怕很技术性的研究，也会出现于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中。同样，“类文化”门类，例如体育，娱乐，建筑，科学伦理，时尚，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这些领域专业性的评论，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批判理论是专门用来挑刺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愿意重新回到新批评这种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一直被批为狭隘，现在也显出可爱之处：毕竟，我们还是要读作品，写作品，评作品。一味云里雾里谈“宏大叙述”，固然能满足知识分子褒贬天下的雄心，到最后，毕竟批评者还是得懂如何分析作品。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存身于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导论：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

￥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

￥君不见个个学子都赶趋新潮，生怕落伍？我每次回国，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国外有什么新潮流？”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老气横秋看不起新潮，而是唯新是鹜常令人啼笑皆非。许多“新”潮流，往往是为新而新，“追新族”，更是还没有说顺一个新名堂就打出新牌子，结果除了名称其他都不太新。理论不是时装，理论应当批判时髦，总不至于让理论来批判理论的时髦？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星座效应”实际上是“银河效应”，也就是说，喷薄而出的是一批而不是一个星座，这四个“星座”同时产生，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关系，但是共同的路线是“元批评”，是穿过现象寻找底蕴：马克思主义找到意识形态，弗洛伊德找到力比多，胡塞尔找到意向性，而新批评等人找到形式构造。寻找底蕴运动的结果，是使二十世纪变成了理论世纪：人们突然发现经验现象固然有趣，范型的变化可以使现象更加丰富，就像不同提喻会使对象世界变幻无穷。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

￥文学作品虽然经常是讨论的出发点，现代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甚至不再局限于“文化理论”，只能以“批判理论”这样笼而统之不分对象的术语名之。在很多国家，例如中国，这个理论要进行的不仅是批判，还要建设（例如建设在西方学界认为早就已经解构了的“主体性”）。当代批判理论看起来像个大拼盘。

——导论：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

这个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由四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形式论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形成的，却在二十世纪初年由普列汉诺夫、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的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斥之以“意图谬见”，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大师不断。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就是证明。

第三个理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发展线索，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的是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伽德默与德里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到结构主义汇合各种理论，进入后结构主义，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着力点一直没有变，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叙述转向”。

——导论：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