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文明在创造出巨大的、前人所不可想象的物质、文化财富的同时,也把人放在了自然的对立面。在通过知识、技术和社会组织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把人变成了资本、生产、商品和消费的奴隶。如人创造出上帝的偶像,继而对它顶礼膜拜;现代人创造出商品,随之让自己臣服于它的神秘的魔力之下。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构造出一整套价值的、意识形态的和历史观的理论体系。通过“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进步与落后”、“意识与无意识”等等价值的二元对立,人把理性同理性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割裂开来(因而卢卡奇就把资产阶级现代性所标榜的“理性”称为“非理性”或“理性的毁灭”),把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环境、资源和大自然的内在平衡割裂开来,把意识的功利性谋划同意识自身的经验、理想、记忆、遗忘和压抑割裂开来。本雅明的文化史研究和认识论批判,无论其具体课题和方法如何变化,总是同重建技术时代的“史诗性智慧”,为批判的历史意识找到观念和风格的形式这个目标息息相关。本雅明的“自然史”概念,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所谓“自然史”( Naturgeschichte这个德语术语,西方语言里同样找不到对应),并非字面上的“大自然的历史”,而是一种批判意识的时空框架,它在自然的进程中看到人的因素,也在技术、社会、文化的进程中看到自然的因素。它是人与其环境之间的辩证法,是过去在现在之中富于教益的存在,也是现在对过去的充满记忆的承诺。在此,主体和客体互相包容、互相占有,而非彼此排斥。历史作为“人化的自然”,而自然作为“自在的历史”,都在对方的存在中看到了自己的“合目的性”( purposiveness)。如果说这种“史诗性智慧”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那么这种乌托邦憧憬总会通过批判的意识和行动而变得现实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