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

在距今5000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数据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合的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本节不能列举各种传说,只能撷取几个显赫的传说人物,说明他们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终于汇集于同一神统,以显多元叠合的现象。本节不能将考古学上的文化圈完全与传说的渊源密合,则是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强作解人。

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举其重要的项目有: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来自不同的来源,却在逐步走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传说系统—这也是构建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3000多年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挑战。中国本部几个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但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地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竟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