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地方文化或族群文化较强的地区,当亦有强势的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类似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透浸。主流文化的同构型与地方文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田氏能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也与田氏善于利用经济资源,厚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有关。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青铜器皿,在山东各处出土者不少。大致可见的趋势,齐器中的礼器越到晚期越少,日用器则相对地日益普遍;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并且越晚越多装饰性与趣味性。这一趋势,可以视作文化的世俗性色彩代替了礼仪性,也可以说是由神圣性走向庸俗性的时代风尚。齐地青铜器所反映的趋势,其实也可在其他地区见到,这一趋势,毋宁是和封建解体相应的。

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礼坏乐崩,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而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
相对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

周人贵族社会上层,有其共同的文化
然而,经过四五百年的涵化,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化。从考古资料看,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由九鼎、七鼎、五鼎……单数排列,配上八簋、六簋、四簋的双数排列,再加上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之丰俭,都反映了相当整齐的层级规矩。各处出土青铜器皿,花纹大致有几套配合使用,铭文文字是一样的,铭文词句格律致,反映的思想也相当一致。从《左传》引用《诗经》的情形言,周代的贵族子弟,彼此可以引诗赋诗,作为社交的媒介,或据以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或牵涉在该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批评、议论,显然贵族社会有相同的教材。《左传》引用《诗经》处,共有257条,以大、小雅为多,占了164条,而未见于《诗经》的逸诗,为数甚少,足见这一套上层社会的经典教材,内容已相当固定。如果结合青铜铭文及古代经典看,周代封建社会的上层,因为君统与宗统的叠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也为此合一。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规整为忠孝仁信礼义…诸项德目,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行为规范。凡此,都可归属于周代封建层级系统的上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