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两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将人性与宇宙之间的道,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于是宇宙、人世、心性……都可统摄于儒家的思想之内。人类自古以来,对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善恶之分,都有所关心,即是所谓的终极关怀。德国哲学家雅斯培( Karl Jaspers,18-1969)指陈,人类历史上,对于这些超越性的问题,有所处理者,即是文化的大突破。雅斯培指出,人类的几个主要文明,都是由几次重大突破所产生。他以为,在枢轴时代,亦即本节涵盖的时代,佛陀、孔子希腊诸贤人、犹太教诸先知,都是重要的划时代人物。雅斯培认为,这些圣哲提出的观念,各别为其后世发展的文化,定下了基调。可注意者,亚述与埃及于枢轴时代,都未有足够的大突破;反在中东两大文化的边缘希腊与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的突
破,然后两个文化系统合流,汇合为基督教信仰的丰厚传统。

相对于中东的两套观念,中国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两元融合的基本观念。阴阳、男女、上下、动静……都是对立的,却又是彼此互补的。可能在周初成形的《周易》,以相对两元,彼此消长,彼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现象发生的动能。这一套观念,迥异于中东两大文明的宇宙观。也许因为周人秉持这种想法,周人于取代商人主宰北方时,能以封建制度吸纳商人族群,随同分封的王子,在各处立国,并且周人与当地的“野人”,亦即土著民族,可以共存。于是,周人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其实都是多元的。这一个定于一尊,但又是多元的格局,较之尼罗河流域格局,
虽然类似,但有很大的包容性,以其消长与变化,解决对立之间的矛盾。

从中东两大文明所见的思想方式言,两河流域的文献中,显示两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农耕与牧养,以至光与暗,生与死……无非难以调和的对比与对立。终于,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提出的两元信仰,成为后世中东宗教基本观念。甚至后世的基督教教义中,死亡与复活、善与恶,也未尝不是渊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