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些通道,中国与中亚、内亚及南亚,已多有来往,间接也与西亚、北非及欧洲,有了接触。族群的进退移徙,至少就中国西、北两方的域外,每有彼此之间影响。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上,中国地区的文化,逐步向西推进。在北面,后世长城线上,中国地区族群,也一步一步推向草原。王国维考订,猃狁、荤粥等北方族群是匈奴祖先,但是这些族群的活动地区,都在今日山西、陕西的北部,犹在长城线以南。春秋战国时代,秦赵燕代,都向北开拓,将中国文化族群的北界,更为推向北方。匈奴游牧帝国,是在中国的压力下,逐渐聚合匈奴、东胡、丁零……等族群,合而为横跨蒙古地区的庞大势力。在中国的西陲,大月氏原来居地是在今日甘肃一带,承受不了中国文化族群及匈奴族群的压力,才西徙于内亚与中亚,日后建立了中亚的贵霜王朝。这些迁徙,都有其连锁效应,一处动,别处跟着动。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族群,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34-453在位)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图。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即是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

扩大地看,东西交通路线,并不只有由河西经西域的丝道一线。北方也有一条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与乌拉岭的大道,其东端深入今日的东北与西伯利亚,向西直入今日俄国,也可南下抵达中亚诸国。这条道路,毋宁是更为古老,也更为直接的交通路线。在丝道未开以前,东亚、内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多是在这条道路上,以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间接联络。人类以驴马驾车,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然后分别传播于东亚、南亚、北非与欧洲。中国地区始用车辆的最早年代,尚待论证,大致是距今四千多年前;车辆传入,最为可能的路线,即是沿这条北方草原的北路,进入东亚,进入中国。冶炼青铜与铁的知识,大约也是沿这条路线,间接传入东亚。
此外,还有一条西南丝道,经过川、康、云南的纵谷,连接今日青海的草原,与丝道衔接,南向通往今日的缅甸、印度。这一条道路,跋涉山川,不易行走,但仍有作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商,其青铜面具有中亚风味,而出土的贝壳,则是南方海产。相当于汉代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遗物,则草原风光明显可见。张骞见到的蜀地产物,可能即经由此道传去印度。

今日新疆的族群,有城居的维吾尔人及草原上放牧的哈萨克人。在汉代,当张骞与班超进入西域时,西域也有居国与行国两种政治组织。大致言之,居国是绿洲上的城邦,务农为生；行国是草原上的部族,放牧为生。西域的生态环境,相对于蒙古,比较良好,因此其游牧族群不必跋涉长途,即有水草。西域的人群组织形态,当是分散的许多族群,中间又有城市点缀于绿洲,农耕、游牧两种不同形态的组织,犬牙交错,不具蒙古草原上游牧生活的同构型,因此不易出现匈奴型的游牧大帝国。两汉开辟西域,也正是藉绿洲城市国家之助,始以断匈奴的右臂。这些绿洲的城市,形成交通路线上的固定据点,遂能一站一站传递,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丝道,联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大国。

游牧生涯,移动距离长,移动频率大。于是一群与另一群牧人之间,即可能不断接触。经由接触,各地的产品、生活数据(例如工具)、语言、思想观念,也都会因此而不断交换,终于在欧亚草原的广袤空间,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及信仰都会大同小异。有此条件,于是草原上的居民,可能聚集为较大的族群,有时甚至结合为庞大的军事团体,秦汉时代的匈奴,可能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后世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则是另一次草原族群的大结合。除这两个例子外北亚与内亚的游牧族群,时聚时散,不断组织了迅速移动的武装力量,对抗邻近的农业国家。

内蒙及新疆草原上,除了牧养牲口,也往往有小规模农业,栽培耐旱的作物,例如麦(一种裸燕麦)。
蒙古与新疆的游牧,移动距离也不一样,其理由则在蒙古地区气候更为寒冷干燥,牧草的生长缓慢,无法迅速再生长,持续供应牲口食料。游牧生涯是为了适应作物生长期短促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群,当是在优良生态环境被别人占尽之后,才发展这一形态的生产方式:食物生态链上的中间一环(亦即能长程走动的牲口),不断移动,寻找其前一段的环节(亦即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