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的道教,若以太平道起事前的《太平青领书》号召言,是求太平,亦即启性宗教(Gnosticism)所企求的“千禧年”一类的劫数观念。中国的五行相生观念,在秦汉政治上表现为五德转运。世运转移与劫数观念,也可说有相类之处。然而,启示的劫数,终究与机械的转运不同。太平道领袖张角自许为“黄天当立的代表人,毋宁是救世主的身份。动数与救世主观念,均为中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度世的大乘佛教,其转化过程是在中亚形成,当亦可能是吸收了这成分。汉中天师道,更是意图在人间经营一个新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神权,不是以人间秩序为满足,其终极目标,仍当是经由救赎,脱离劫难。
以上所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应可视作反映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人有的接受了外来宗教,有的人受佛教的启发,糅合中国文化中的若干成分,组织了本土的宗教。这一宗教的第一波发展,仍当是在原来方士、巫术的传统中,焊接上劫数、救赎与世主诸项外来观念,奉祀传统神祇,发动群众力量,以寻求新秩序与新世运。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有了教主与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为宗教—而且可能是凌驾于政治权威的宗教!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

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虽有宗教性的活动,却没有抱持一定教义的宗教信仰,也未见具备一定组织的教团。对于神祇与祖灵的奉祀,是国家的祀典。这些信仰中,“天命”观念确与道德要求配套,有发展为超越性宗教信仰的可能。然而,天命观念终于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作为国家权威是否合法的借口。天、地、山川,以至各种神祇,在国家祀典列为制度之后,凡此超越性的自然信仰,都成了国家政治权威的属,又终于在政府组织官僚化的过程中,成为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祖灵信仰,来源颇为古老,既有生命的关心,也有死亡的怀念。中国人生活中的祖宗奉祀,也有浓重的宗教情操。然而,由于“神不非类”的排他性,祖灵信仰不能成为普世的宗教。

丝道开通,在当时的西域,佛教已经十分兴盛,只是自张骞以下,似乎都未注意到当地的宗教,是以史书记载,例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于佛教全未提及,更论其传播中国的事迹。大致佛教进入中国是由丝道上的商贩带来其信仰,而在中国民间逐渐传开。这一过程是在小民百姓中进行,社会上层的文人学者,未必注意及此。于是东汉重要的学者,如王充、王符、仲长统之辈,都未于议论时事的文章中提起佛教信仰。相对地说,当时民间已有严佛调这样的人士接受了佛教而出家剃发为僧。楚王英与笮融设立的道场,规模已经不小,其参加仪式的人数,竟可以万计算,是以有些地区接受佛教的一般百姓,已为数不少。
东汉儒家思想发展,颇受官方注意。西汉晚期,谶纬之说盛极一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被人用作宣传得天命归属的工具。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儒家阵营中,也有清除谶纬荒诞不经之说,及审查经文真伪的内在需要。儒家经典研究,从此以章句训诂为重,一字一句的考证,可以动辄数万言。繁琐学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心智需求。在这一条件下,东汉以至魏晋学者重新捡起长期搁置的老庄之学,以探讨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东汉魏晋的玄学,其实是跳出儒家经典以外,讨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些论题:才与性的分合、无与有的同异……
玄学之兴,遂使佛教有所假借,一则佛教的教义,原来即是讨论现象真幻、本体有无,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议题。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为佛教借用,用华言表达佛教的思想,亦即所谓“格义”。目前所知佛教早期的文献,当以《四十二章经》为最早,其经文支离零碎,不足以代表佛教主旨,大约只是传教所用的简单说明。此后佛教经典译成华言,不借老庄名词,几乎不可能使中国人领会玄旨,“格义”用久了,正如借人衣服,久假不归,竟成为自己的形相。

历史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一个宗教系统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应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初次进入至发挥影响之间,必有相当时间的落差。史学工作者注视之点,当是历史事件发挥影响之处。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类重要文明的影响,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敬。神祇通常是自然力的神化;祖灵是由生殖而衍生的慎终怀远,也是亲子之情的扩大。神祇与祖灵的信仰,没有深刻的教义,对人生种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空间,而且在其刺激之下,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也发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